最伟大的辩护

□ 野山

苏格拉底之死，是法律人心头永远的痛。因为那是个“伟大的冤案”——它让我们知道了“多数人的暴政”是多么的可怕，明白了少数服从多数并非理想的选择。“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智者往往无奈于众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与他几乎同时代的荀子也曾面临种种责难，因为“领先时代一步是天才，但领先时代二步、三步就成了疯子，而荀子甚至领先了整个封建时代”。好在中国人是仁爱理智的，没有向荀子挥起屠刀，才有了流布几千年的“隆礼重法”和“外儒内法”。

苏格拉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对苏格拉底之死，我多年前曾书写过感慨的。今天，我要谈谈他老人家的另一个“伟大贡献”——《在雅典法庭上的演讲》。

演讲来自于其弟子柏拉图的记述，老人家是一辈子述而不著的。

一位智者，一位真心热爱祖国的老者，一位因传播正义声音被起诉并面临死刑判决的无辜者，在法庭的最后陈述时，会对他的同胞们说些什么呢？是慷慨激昂的怒斥，是满怀愤懑的控诉，还是条分缕析的辩解？都不是。老人家是在利用最后的机会布道，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已经不足以形容，我读完演讲后的最初也是最后的感觉，是“崇高”！

首先，他绝不认可犯罪。因为被控的“宣传异端邪说”，“不过像平常别人告诉你们的话一样罢了”。为了雅典的伟大，那种劣质的民主政治不该批评吗？他知道这样做的危险，但他鄙视“为了避免危险起见，就应该做不值得一个自由人去做的事”，所以“我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因辩护得生存”，实则是在坚守初心、捍卫真理。审判中和打仗时是一样的，“利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来逃避死亡，都是不对的”，为了“趋向最完善”，他坚持自己无罪，但却选择死亡。法律人要铭记这样的场景：他的朋友买通了狱卒，备好了马车，打开了牢门，但他拒绝越狱。他认为：法律是神圣的，依照法律程序作出的判决的权威性必须得到尊重，即使判决本身是一种误判，人们也没有权利逃避法律的制裁。他的名言是——“公正的人就是遵守法律的人”！他把公正走到了极致，第二天傍晚，在爱琴海落日的余晖里，饮下狱卒端来的毒酒，含笑而亡。

第二，关于死刑判决。“逃避死亡并不难，要避免堕落才是难的，因为它跑得比死要快。”“我，因为上了年纪，动作较慢，所以被死亡赶上了；而控告我的人，他们都年轻力壮，富有活力，却被跑得较快的邪恶、腐败追上了。现在我因被他们判处死刑而要离开这个世界；但他们却背叛了真理，犯了邪恶不公之罪。既然我接受处置，他们也应该接受审判，这是理所当然之事。”“虽然你们以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需负责，但我敢保证事实正相反。”“如果你们认为把别人处死，就可以避免人们谴责你们，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苏格拉底接受了“多数人的暴政”，十四年后，雅典人发现了“多数人”的错误，悲痛地为苏格拉底平反。我没有看到那些力主处死苏格拉底的“绝大多数”被判刑，但道义的责难、良心的谴责会陪伴他们终生，这比死刑还要痛苦。他们罪有应得。

第三，死亡并不可怕。“死是一种祝福，具有很大的希望。”在他看来，死亡无外是两种：一是肉体的永远消失，对任何事物不再有任何感觉。二是人的灵魂因死而改变，由一个地方升到另一个地方。他坚信肉体可灭，但灵魂不死，思想永存。“死亡不过像一个无梦的夜晚”——没有梦境，但要有梦想。在他的心中，雅典如昏睡中的骏马，他就是一只不断叮咬它、使它警醒的牛虻！当然，雅典这匹“昏睡中的骏马”既不能理解、也不肯原谅苏格拉底这只奋不顾身、充满智慧的“牛虻”，所以，他死了。但他开启的“希腊三贤”时代，永存于人类文明史册，他在天堂里一定是只飞来飞去快乐的牛虻！

第四，最后的遗教。“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忘记给自己的儿子们留下嘱托。但那嘱托是如此的别具一格：“如果我的儿子们长大后，置财富或其他事情于美德之外的话，法官们，处罚他们吧！使他们痛苦，就像我使你们痛苦一样。”“如果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其实胸中根本无物时，责备他们，就像我责备你们一样。”“如果他们没有做应该做的事，同样责罚他们吧！”这是父亲对儿子们的深深期许，又何尝不是对那些“邪恶、腐败”之徒的谴责与警示？

还有对“法官”的告诫——“死者到了阴府，他就可以摆脱掉那些把自己伪装成法官的人，而看到真正的法官在黄泉当裁判。”悲哀啊，人间的法律在他们手里，就是制造冤案的工具，它的“科学之真，道德之善，艺术之美”在哪里？“你们这些判官们，要尊敬死，才能满怀希望”，敬畏生命，尊重自由，该是我们毕生遵循的铁律！

面对欲加之罪，死刑威胁，老人家没有抱怨，没有哀求，而是在崇高信念的支撑下，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他不屑于辩护，却为我们留下最伟大的辩护！雅典法庭上不屈的声音，直抵人心，启发人们对法律、对死亡、对人生作更深层次的哲思。

（作者单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