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制度困境与体系化构建——基于新《公司法》实施背景的考察

摘要：

2023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为小股东权益保护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法律工具，然而，在有限责任公司“资本多数决”与“人合性”的双重结构下，持股比例较低的小股东仍面临维权困境。本文旨在系统剖析小股东在行使知情权、提起代表诉讼及实现退出等环节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并结合司法实践，提出构建“事前预防-事中行权-事后救济”三位一体的系统性保护机制的可行路径，以期为公司治理现代化与营商环境优化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小股东保护；公司治理；股东知情权；股东代表诉讼；异议股东回购权

一、 问题的提出：新法背景下的老问题

有限责任公司的治理困境，核心在于股权结构失衡所引发的代理成本问题。当控股股东滥用其控制地位，通过关联交易、财务混同、篡夺公司机会等方式侵害公司利益时，持股比例通常低于10%的小股东，其权益间接受损却难以获得有效救济。新《公司法》虽在多个层面强化了股东权利，但法律条文的进步能否转化为小股东实质性的维权效能，仍需在实践逻辑中接受检验。小股东维权之路为何依然步履维艰？其制度性症结何在？又如何通过体系化的制度构建予以纾解？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

二、 小股东维权的三重制度壁垒：规范与现实的脱节

（一）知情权行使的边界之争与举证之困

知情权是小股东捍卫自身利益的“侦察武器”。新《公司法》第57条明确了股东查阅会计凭证的权利，并允许委托中介机构辅助，实现了权利的扩张。然而，规范层面的进步并未完全消除实践中的障碍。

1、行权边界模糊：尽管法律明确了“会计凭证”属于查阅范围，但对于“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的界定、电子数据载体的范围等，实践中仍存争议。控股股东常以“涉及商业秘密”、“目的不正当”为由进行抗辩。

2、“正当目的”的举证责任分配：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控股股东提出“目的不正当”的抗辩后，司法实践中往往转而要求小股东对其目的的纯粹性承担举证责任。这实质上为小股东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证明门槛，导致知情权诉讼陷入“程序空转”。

（二）股东代表诉讼的程序枷锁与激励缺失

股东代表诉讼（新《公司法》第189条）是小股东为公司利益追究“内部人”责任的核心制度。但其前置程序在治理结构失灵的小型有限责任公司中，效果不彰。

1、前置程序的现实困境：在监事（会）、董事（会）均由控股股东掌控的情形下，要求小股东向侵权者的“利益同盟”请求提起诉讼，无异于与虎谋皮。尽管新法保留了“情况紧急”的豁免条款，但对该条款的解释与适用，法院仍持谨慎态度，小股东举证“情况紧急”的标准极高。

2、诉讼成本的激励不足：代表诉讼的胜诉利益归于公司，小股东仅能间接受益，却需独自承担高昂的诉讼成本与败诉风险。这种“收益外部化、成本内部化”的格局，严重抑制了小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积极性。

（三）退出渠道的狭窄与价格认定的不确定性

当公司人合性基础丧失，退出成为小股东的最终诉求。然而，现行法提供的退出路径均存在明显局限。

1、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适用范围过窄：新《公司法》第89条将回购情形主要限于“公司连续五年盈利而不分红”、“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等重大结构性变更。对于更为常见的控股股东“压迫”行为（如长期不分红但控股股东通过高薪、关联交易获取利益），小股东并无法定的回购请求权。

2、司法解散公司门槛过高：根据新《公司法》第231条，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必须满足“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且“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严苛标准。实践中，法院对此类诉讼的受理与判决极为审慎，导致该条款的适用率偏低。

3、股权回购价格认定机制缺失：在少数允许回购的案件中，如何确定“公平价格”是另一大难题。缺乏统一的、权威的司法评估指引，导致小股东在退出时往往面临控股股东的价值压制。

三、 体系化构建：迈向“三位一体”的保护机制

为解决上述困境，未来的制度演进应致力于构建一个贯通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保护体系。

（一）事前预防：以公司章程为核心的治理结构优化

法律应为公司自治提供更丰富的“标准化条款”，引导各方在公司设立之初即将保护机制内化于章程。

1、细化知情权条款：章程可预先明确股东可查阅文件的具体范围、行使程序、中介机构介入规则，甚至约定在公司发生特定情形时（如连续两年不分红），小股东享有更广泛的调查权。

2、引入特定事项的否决权：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小股东利益的决策（如重大关联交易、对外提供担保、变更主营业务），章程可约定赋予小股东“一票否决权”或设置高于法律规定的表决比例（超级多数决）。

3、预设股权回购触发条款：章程可事先约定，当发生特定“压迫”行为（如控股股东违反竞业禁止义务、公司长期盈利且符合分红条件但无正当理由拒不分红达一定年限）时，小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或控股股东以预设的估值方法回购其股权。

（二）事中行权：降低维权门槛与强化程序保障

在侵权发生后的行权阶段，司法应提供更畅通的渠道与更低的门槛。

1、明晰知情权的司法审查标准：建议通过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释，明确“正当目的”的推定原则，即小股东在证明其权益受损存在合理怀疑后，举证责任应转移至控股股东一方。同时，统一知情权范围的司法认定标准，最大限度支持小股东的查阅请求。

2、灵活解释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对于治理结构明显失灵的公司，法院应更积极地运用“情况紧急”等豁免条款。同时，探索在代表诉讼中引入诉讼费用补偿机制，在小股东胜诉时，可判令公司承担其合理的律师费、调查费等，以激励其维权行为。

（三）事后救济：拓展退出渠道与完善定价机制

当合作基础不复存在时，法律应为小股东提供一条清晰、公平的退出路径。

1、在司法实践中确认“压迫”下的退出权：建议最高法院通过典型案例，将控股股东“滥用权利，严重损害小股东利益”导致信任基础丧失的情形，解释为可适用新《公司法》基本原则（如第20条禁止权利滥用），支持小股东退出公司的正当理由。

2、构建公平的股权价格司法评估体系：建立以“法院委托的第三方司法评估”为原则，以公司净资产、盈利能力、行业前景、无形资产等为综合考量因素的定价机制。为确保评估中立，可由法院在备案的名册中随机指定评估机构，费用由公司或败诉方承担。

四、 结论与展望

新《公司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公司治理法治化进入新阶段。然而，文本上的法律要转化为行动中的法律，仍需克服路径依赖与制度惯性。小股东权益保护并非单一的诉讼技巧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公司治理、民事诉讼程序、司法理念转变的系统性工程。

未来的制度优化，应超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零散修补，转向体系化构建。通过强化公司章程的事前预防功能、降低股东权利行使的事中门槛、以及拓宽并保障事后救济的退出渠道，方能真正构筑起一道保护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坚固屏障，最终实现公司民主、股东平等与商业效率的有机统一，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与活力奠定坚实的微观制度基础。

（樊理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