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所民警、专家、解除强戒人员共话“禁毒防艾”

禁毒防艾法治宣传线上直播活动现场 省戒毒管理局供图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晗阳
　　
　　11月25日，四川省戒毒管理局举办了一场“无艾之路，与爱同行”禁毒防艾法治宣传线上直播活动。活动邀请了戒毒场所民警、艾滋病防治领域的专家以及解除强戒人员在线上与网友实时交流。
　　
　　目前，全球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已经逼近4000万，在中国，有130万人正受到艾滋病的折磨。艾滋病因其病死率高、疫苗尚未研发成功导致不少人“谈艾色变”。“在‘12·1’世界艾滋病日前夕举办禁毒防艾法治宣传，目的在于提高社会公众的拒毒防毒意识，在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同时，改变大家对于艾滋病患者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妖魔化想象，让‘生命至上，终结艾滋，健康平等’的主题深入人心。”省戒毒管理局民警卓亮说道。
　　
　　解除强戒人员说 >希望消除他人对患病群体的歧视
　　
　　“毒瘾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月只睡三天，睡不着的时间，只想着要搞到一些（毒品）来‘玩’。”回忆当初吸毒时的情景，小王依然心有余悸。作为前吸毒人员以及现禁毒防艾宣传志愿者，当日，他来到本次禁毒防艾法治宣传直播活动现场，为观众带来了自己与毒品、与艾滋病抗争的故事。
　　
　　在很多人眼里，“艾滋病”是一个黑色的字眼，它与吸毒、卖淫嫖娼、死亡等词语相关联，是一种比“癌”更加恐怖的致死疾病。和癌症相比，艾滋病患者承受的不只是疾病的痛苦，还有因歧视带来的心理阴影。他们无法向周围的人坦白，更无从公开身份。
　　
　　直播现场，小王一身黑衣，墨镜和口罩把自己的面部挡得严严实实，胸前的红丝带微微交叉，显得格外显眼，象征着大众对艾滋病病人的关心和支持。“朋友讲，这个东西可以提神和解酒，由于没有防毒意识，我以为和抽烟差不太多，便尝试了起来。”小王回忆第一次接触毒品时说，“一开始是一个月想要吸一次，后来变成了一天好几次。否则，情绪就会变得特别压抑和低落，只能再找毒品排解，形成恶性循环。”就在这个过程中，小王染上了艾滋病。
　　
　　到了戒毒所后，在大队民警的帮助下，小王逐渐从毒品和疾病的阴影中走了出来。“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因为胸膜炎发烧不止，加上自己艾滋病患者的身份，治疗期间，我真以为自己要没命了。”小王说，“在我情绪特别崩溃的时候，大队的马警官特地到医院看我，对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语，对我后来的矫治，包括回归社会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在，小王已经回归了平静的生活，他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激励更多戒毒人员重拾生活希望，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向周围的人科普艾滋病预防知识，以实际行动消除他人对患病群体不公正的看法和态度。
　　
　　戒毒所民警说 >用关怀唤回戒毒人员新生
　　
　　互动交流环节，来自我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的民警们分享了自己长期奋战在戒毒一线的工作经历。
　　
　　谈及如何与戒毒人员建立信任，省资阳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林筱虎认为，“平等”非常重要。“戒毒人员刚刚到戒毒所的时候，陌生的环境、与亲人隔离的状态以及被毒品荼毒的身心都会使他们和民警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出现一些抵触情绪。这时，需要民警更加主动，以平等的姿态把他们当成身边人、朋友甚至是亲人，辅以一定时间。在获得他们的信任之后，戒治工作便可以比较顺利地展开。”
　　
　　在分享戒毒工作的内容时他表示，从医学层面考量，戒毒人员生理上的急性脱毒期大概在7到14天左右，此后，更为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戒除心理上对毒品的依赖，一定意义上来说，戒毒人员走出戒毒所的那一刻起，戒毒生活才真正开始。
　　
　　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吴超表示，戒毒工作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戒毒人员重新建立起自尊自信的人格，让他们能够恢复在社会独立立足的能力。因此，每当面对已经出所的人员因“复吸”而重新回所里戒治时，心里总会有一种落空了的感受，“与戒治工作中的其他压力相比，这种情况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戒毒场所中，艾滋病患者的身份往往让矫治工作变得更为复杂，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宋维娜表示，工作中需要善于捕捉这种微妙的心理。在她眼中，身患艾滋病的戒毒人员相较于其他人往往更为敏感和自卑，也更容易形成自我封闭的“孤岛”。“在帮助她们进行戒治时，民警需要具有充足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储备，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有风险的。在此基础上，和她们拉近距离、保持沟通，慢慢传递正向的心理反馈，进一步向她们普及艾滋病防治的必要性和有关知识，获得对方的理解和信任，从而达到预期的矫治效果。”她说道。
　　
　　专家说 >杜绝高危行为 走向无“艾”之路
　　
　　在《我们的性道德》一书中，哲学家罗素曾写道：“一切的无知都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对性这样的事无知，则是严重的风险。实施性教育，可能增加的人类幸福是不可估量的。”
　　
　　四川性社会学和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程静多年来致力于性教育以及艾滋病预防教育的工作和研究，她表示，性和艾滋病之间的高度关联性使艾滋病患者容易被贴上“行为不端”“不检点”等负面标签，这种刻板印象进一步挤压了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空间。性教育的普及，可以降低人群中的高危行为，控制和预防艾滋病病毒经性接触和经血液及母婴等途径传播,同时，减轻对艾滋病歧视的社会氛围。
　　
　　“情侣之间接吻会传染艾滋病吗？”“蚊虫是否会成为艾滋病感染源？”“同艾滋病患者拥抱或者吃饭有怎样的风险？”针对这些问题，程静解释道，艾滋病传播需要满足病毒感染量和特定“质量”的要求。一般情况下，由于艾滋病患者唾液中的病毒含量很少，所以接吻和吃饭并没有过大的感染风险，不过，程静提醒，患有口腔溃疡或者牙龈出血症状的人不宜实施上述行为。
　　
　　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后非常脆弱，常温下只可生存数小时至数天，高温、干燥或通常用的化学清洁剂、消毒剂等均可以杀死这种病毒，甚至用自来水冲刷，水中的余氯也会使其失去活性。“因此，凝固的血液、蚊虫的体内都不适宜艾滋病病毒的存活，毋论传播。”程静说道。
　　
　　如果不慎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行为，如共用注射器、危险性行为等，程静建议当事人第一时间服用HIV阻断药物，两小时内效果最好，72小时仍有较高成功率，且越早服用，感染概率越低。最后，假如当事人错过了使用阻断药物的有效时间，则需要及时进行病毒检测。“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从感染病毒到确诊患病之间有一个窗口期，当事人必要时应多次检测，保证结果准确，为后续及早介入治疗做准备。”程静补充道。
　　
　　●小知识
　　
　　世界首例艾滋病病例的发现
　　
　　1980年11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助理教授迈克尔·戈特利布决定从一些病人着手来了解免疫系统，不久后，一名31岁的病人被带到戈特利布面前。病人抱怨自己喘不过气来，还开始轻微地咳嗽，戈特利布对病人的T淋巴细胞数量进行了检查，结果令他大为震惊：病人的辅助性T细胞（CD4T淋巴细胞）为零，这意味着患者机体将无法及时激活抗病细胞来生成消灭微生物入侵的抗体。
　　
　　1981年6月5日，美国出版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刊载了戈特利布的发现，报告中提到病患的免疫力受到严重抑制，并提醒此种疾病似乎与性接触感染存在一定关联，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关艾滋病的正式报告。1982年，这种疾病被命名为“艾滋病”。不久以后，艾滋病迅速蔓延到各大洲，因其高致死率以及几乎无法治愈，世人不禁“谈‘艾’色变”。1988年，在首例艾滋病病例被宣布发现7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号召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在这一天举办相关活动，宣传和普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红丝带”的来历
　　
　　1991年，以纽约画家帕特里克和摄影家艾伦为首的15名艺术家组成了一个名为“视觉艾滋病”的组织，希望创造一种视觉标志以示对艾滋病患者的同情。
　　
　　当时美国许多小镇的居民有悬挂或者佩戴丝带的习惯，艺术家们从中获得灵感，选择了代表生机、激情和鲜血的红色作为丝带的颜色，用红丝带来默默悼念身边死于艾滋病的同伴们，倡导尊重艾滋病患者的人权、推广预防艾滋病的社会公益活动。
　　
　　在当年世界着名的大型戏剧和音乐剧大奖“托尼奖”颁奖仪式上，“视觉艾滋病”的艺术家们制作了3000个红丝带，并把红丝带散发给明星与观众，呼吁关注艾滋病患者。这一举动引起巨大轰动，百老汇剧院里几乎所有拿到红丝带的人都将其佩戴，红丝带很快在全世界流传开来，从此成为艾滋病防治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