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法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发布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夏菲妮

　　
　　全省法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目录
　　
　　案例一 赵某、韦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案
　　
　　案例二 罗某强奸、猥亵儿童、强制猥亵、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案例三 孙某等电信网络诈骗案
　　
　　案例四 陈某与方某共有物分割案
　　
　　案例五 张某诉杨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六 郑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案例七 赵小某诉赵某探望权纠纷案
　　
　　案例八 王某诉方某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韦某和赵某组织未成年人到酒吧有偿陪侍，不仅侵犯了未成年人人身自由、身心健康，而且破坏了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因此获刑并处罚金。近日，省高院发布全省法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上述被告人赵某、韦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案在列。据悉，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共8起，包括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接受探望的权利、合力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严惩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等内容，它们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和大众关注，又彰显人民法院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本报今日选取其中4件案例进行报道。
　　
　　案例一
　　
　　招募未成年人陪酒 两人获刑
　　
　　2022年11月，经韦某（某酒吧的销售部经理）同意后，赵某招募未成年人6人（其中3人不满十二周岁）到该酒吧从事有偿陪侍工作，赵某从中抽成。2023年1月，被公安机关查获。截至案发，赵某、韦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达400余人次，非法获利1.3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韦某组织未成年人在酒吧从事违反治安管理的有偿陪侍工作，并从中牟利，其行为侵犯了未成年人人身自由、身心健康，破坏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已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二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当，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3000元。
　　
　　组织未成年人在娱乐场所从事营利性陪侍活动，不仅扰乱社会管理秩序，还会使未成年人陷入不良环境，面临被侵害的风险。本案的依法审理，警示KTV、酒吧、歌舞厅等娱乐场所不能放任或默许未成年人随意进入娱乐场所，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标志；同时也提醒广大家长，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加强对孩子的价值引领教育，帮助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案件审理后，法院向当地文广局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加强对KTV、网吧等娱乐场所的监管，并利用平台优势加强法治宣传，提高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
　　
　　●专家点评
　　
　　法院主动发送司法建议 值得点赞
　　
　　点评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魏东
　　
　　本案宣判，对于当前认真贯彻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依法适用《刑法》，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引导全社会共同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典型意义和重要实践价值。
　　
　　其一，法理评析。本案被告人组织6名未成年人在酒吧从事违反治安管理的有偿陪侍活动并从中牟利的行为，侵犯了未成年人人身自由、身心健康，已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应当依法定罪量刑。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规定，“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组织未成年人在酒吧等成人娱乐场所从事有偿陪侍活动并从中牟利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规定中的“等”外同类行为，理由在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规范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等，而不只是保护财产权利，解释方向只能是有利于实现本条规范目的，因此，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所有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均属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行为定性。同时，按照行政犯不法论的刑法学原理，本罪中“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不法判断，以及其前置法规范的范围确定，均应进行实质解释，依法应将《治安管理处罚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所规定的违法行为解释为“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可见，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情节严重的“有偿陪侍”行为可以涵摄于本条法律规范之中。本案中，被告人组织6名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达400余人次，非法获利1.3万余元，依法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其二，价值导向。本案判决有利于惩戒那些企图钻法律漏洞的不法经营人员，进一步促进未成年人监护人、学校、社区、经营实体，以及执法机关共同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三，司法担当。法院在司法审判工作中要进一步强化保护未成年人意识，要把依法公正审判和宣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有机结合起来。本案承办法院在依法审判的同时，主动向当地文广局发送司法建议，建议加强对KTV、网吧等娱乐场所的监管，同时利用平台优势加强法治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值得点赞。
　　
　　案例二
　　
　　“隔空猥亵”未成年人 依法严惩
　　
　　2022年6月至9月期间，罗某通过某软件认识并联系多名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后，采用点外卖、给零花钱、买礼物等方式，引诱、威胁被害人向其发送裸照和裸露视频，对12名女性未成年被害人（除1名被害人满16岁外，另外11名未成年人均不满14岁）进行猥亵，在聊天期间还邀约2名被害人外出并对其实施强奸。
　　
　　2022年7月至2023年3月期间，罗某将其利用某软件获取的被害人裸照、视频资料通过非法翻墙软件，上传至境外某网站讨论组中，并以口令红包88、188、288元不等价格进行传播，非法获利954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罗某与一名明知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及一名精神发育迟滞、无性防卫能力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被告人罗某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诱骗、强迫多名儿童拍摄裸体、敏感部位的照片、视频供其观看，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被告人罗某强制猥亵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其行为已构成强制猥亵罪；被告人罗某针对猥亵儿童获取的裸照、视频等，以牟利为目的，进行制作、复制、贩卖、传播，其行为已构成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告人罗某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根据被告人罗某的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认定被告人罗某犯猥亵儿童罪，犯强奸罪，犯强制猥亵罪，犯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2万元，其违法所得的954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没收作案工具。判决后，被告人未上诉，公诉机关未抗诉，该案判决已生效。
　　
　　●专家点评
　　
　　向软件公司发送司法建议 体现法院担当
　　
　　点评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魏东
　　
　　本案深刻揭示了数字网络时代严厉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紧迫性和极端重要性，法院在办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切实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既要依法严惩犯罪，把害群之马绳之以法，又要注意总结犯罪防控经验，向有关个体和单位乃至全社会传送保护未成年人之法。
　　
　　其一，法院要依法严惩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兼顾好司法公正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关系。本案被告人罗某实施猥亵儿童、强奸，以及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等犯罪行为，几乎全部都利用了网络，充分体现了传统犯罪异化为网络犯罪的新特点，对网络时代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审判提出了新要求。对实施“隔空猥亵”非接触性性侵害犯罪，实施线上接触交往、线下实施强奸犯罪，应以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强奸罪等依法定罪处罚；对利用网络散布性侵害的视频、照片进行胁迫的行为，应当依法作为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情节，依法严惩犯罪，对其中构成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对一人同时构成数罪的，应当依法实行数罪并罚。本案被告人罗某一人犯数罪，法院判决依法对其实行数罪并罚并判处重刑，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司法公正的要求。
　　
　　其二，法院要有意识地总结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适时地向有关个体和部门提出犯罪防控和治理的有效对策措施。本案中，法院在案件审结后，向某软件公司发送司法建议，督促互联网平台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和改进网络信息管理，这种做法值得推广，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的责任担当。
　　
　　案例三
　　
　　继父动用继女拆迁款法院判令返还
　　
　　陈某系2012年其生母晚某与他人婚内生育的子女。2016年晚某与方某结婚，陈某与方某、晚某以及方某前次婚姻中所生育子女方某甲，四人共同居住生活在方某所有的房屋中，陈某与方某自始形成抚养教育的继父女关系；2017年10月，政府对以方某为户主的住房进行拆迁，按拆迁补偿政策，以家庭成员人数为基础，确定方某全家获得房屋拆迁补偿费用共计91万余元，陈某享有其中还房款、综合补助款计14万余元。政府将包含陈某享有的款项在内的全部拆迁补偿费用支付至方某银行账户；2017年11月，方某用前述银行账户中的40余万元另行购买了一套房屋，该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方某、晚某。
　　
　　2023年1月，方某与晚某分居，陈某随生母晚某生活，晚某起诉离婚，法院判决驳回了晚某的诉讼请求。在前述离婚诉讼过程中，方某将前述银行账户款项全部转至其他账户；方某以陈某享有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助款已用于购买家庭共有房屋为由，拒绝归还陈某房屋补助款，陈某遂提起诉讼要求方某分割其应享有的拆迁还房款及利息。
　　
　　法院经审理认为，监护人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合法财产利益的，未成年子女可以请求分割其享有的按份共有财产。陈某系未成年人，在其成年前其个人所有的案涉还房款和综合补助款14万余元依法由其监护人保管，方某作为陈某的监护人之一，除为维护被监护人陈某的利益外，不得处分其财产。但方某在晚某与其诉讼离婚过程中，取走属于陈某个人所有的款项，并以已经购买家庭房屋为由占为己有，严重损害陈某的合法财产权益；同时，虽然晚某与方某二人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二人自离婚诉讼后至今已分居生活，且陈某亦随晚某居住生活。据此，方某已不适宜继续对陈某的前述财产进行保管，陈某有权请求对其所享有的前述财产进行分割。为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害，法院判令：方某向陈某返还房屋安置费14.55万元及利息。判决后，方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专家点评
　　
　　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财产权益
　　
　　点评人：四川大学市场经济法治研究所所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竹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是家事案件审判中应予关注的重点。本案作为法院支持未成年人请求其监护人返还按份共有财产，维护自身合法财产权益的典型案例，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准确理解适用法律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本案中，法院准确理解《民法典》相关规定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指出当监护人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合法财产利益时，未成年子女可以请求分割其享有的按份共有财产，且监护人的范围包括与未成年人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通过细致审查，法院认定当事人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未成年子女的合法财产权益，依法支持了未成年子女的诉讼请求，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另一方面，聚焦家庭教育，强化家庭教育指导。本案审结后，法院并没有止步于作出判决，而是主动延伸司法服务效能，对涉案未成年子女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监护人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强化未成年人家庭保护。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解决个案问题，更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益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预防和减少类似案件的发生，起到了“办理一案、警示一片”的良好效果。
　　
　　案例四
　　
　　父母分居 父亲疏于探望儿子吃官司
　　
　　赵某（男）与唐某（女）于2019年1月登记结婚，2020年8月生育一子赵小某。2021年6月起，赵某与唐某开始分居，赵小某跟随母亲唐某生活。分居期间，赵某在较长时间内偶尔探望过赵小某。2023年7月，赵小某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主动要求其父履行探望义务。
　　
　　法院认为，探望权既是父母的权利，亦是其履行抚养、教育子女的法定义务，子女享有主动请求和接受探望的权利。赵小某年满3岁，父母已分居较长时间，分居期间的父母虽不符合法律明确规定的行使探望权的条件，但因父母分居赵小某不能得到未共同生活的父亲的呵护、关爱，身心健康难免受到不利影响，根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判令赵某每月探望儿子赵小某4次，每次探望时间半天。判决后，赵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专家点评
　　
　　未成年子女有请求探望和接受探望的权利
　　
　　点评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四川省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郑文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公约专门规定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该原则是处理与儿童相关事务时的一项基本原则，旨在确保儿童的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先维护和切实保障。
　　
　　法院发挥能动履职作用，展示司法人文关怀，妥当作出父母分居期间仍需探望子女的裁判。该判决具有两个特色亮点。一是面向未来，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着力点。为儿童撑起法律的保护伞，让未成年子女充分感受司法保障带来的光辉。充分考虑对未成年子女未来生活的影响，即便父母已经分居，仍有必要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并为未成年子女营造友好型家庭环境与氛围。二是面向现实，以抚养、教育、保护的亲权为突破口。亲权是权利和义务的综合体，因此与单纯的权利有所不同，亲权不得放弃。不管是同居期间、分居期间，还是婚姻中、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都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探望是行使亲权的有效方式之一，未成年子女不仅是被探望的对象，亦享有请求探望和接受探望的权利。

　　案例五 冒充明星助理诈骗未成年人 涉案400余万元
　　
　　2021年2月至2021年11月，孙某等人购买二手手机、流量卡和虚假明星QQ号，创建虚假的明星活动、粉丝福利QQ群，并通过引流人员在多个平台发布QQ群消息进行引流或直接利用虚假明星号在QQ空间发布虚假的明星活动、粉丝福利群信息，吸引未成年人进群。待QQ群内有一定人数后，孙某等人伪装成明星助理、客服，发布虚假明星福利信息诱使未成年人私信或添加助理QQ号。此后，以发现被害人为未成年人需用家长手机进行认证、未成年人下单造成公司损失等为由，通过与被害人视频聊天，让被害人出示家长微信或支付宝付款码，截图后由洗钱人员用扫码枪反扫、指挥操作家长手机或直接让被害人用家长手机扫其发送的二维码等方式，让被害人转账、充值、消费等，通过网络黑灰产业从业人员多批次转移赃款后进入张某等人银行账户，最终流入孙某等人之手。诈骗资金400余万元，被害人涉及6个省份。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杜某、白某、杨某1、朱某、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钱财，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被告人在共犯中的作用，具有专门骗取未成年人财物等从重情节以及坦白、退缴违法所得等从宽情节，依法以诈骗罪，对6人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12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判处相应罚金；被告人杨某2、张某、何某、陈某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结合被告人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4人判处有期徒刑2年至5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专家点评案例发布有利于未成年人增强反诈意识
　　
　　点评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魏东
　　
　　当前，部分不法分子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现象比较突出，本案具有典型性。本案宣判为依法有效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提供了经验，有利于震慑不法犯罪分子，也有利于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增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意识。
　　
　　其一，针对未成年人群体进行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具有一定特殊性，应当依法评价被害人受骗的主客观事实和犯罪情节。本案较多被害人不但包括未成年人，而且还包括未成年人的父母。孙某等被告人在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实施诈骗过程中，利用未成年人沉迷“饭圈”，辨明是非能力差、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经验不足等特点，获取被害人的手机和银行卡密码，骗取巨额财产，使得众多被害人遭受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总体上应以诈骗罪对孙某等人依法从重处罚。
　　
　　其二，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中，应注意区分诈骗罪共同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界限。被告人杨某2和张某等4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根据刑法规定和司法解释，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帮助进行转账、套现、取现等掩饰、隐瞒的行为，依法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是不明知他人具体犯罪行为内容并且同他人没有明确的犯罪意思联络，为其提供网络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依法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行为人明知他人具体犯罪行为内容并且同他人有明确的犯罪意思联络，则行为人与他人构成共同犯罪。因此，本案判决认定孙某和杨某1等被告人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杨某2和张某等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符合法律规定，是正确的。
　　
　　其三，数字网络时代的社会生活秩序需要全社会共同维护。人民法院通过发布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网络性侵以及其他网络犯罪的典型案例，以活生生的案情事实揭示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活动的严重危害，有利于唤起全社会共同关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网络治理，共同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案例六 离婚纠纷调解后 法院发送《关爱未成年子女提示卡》
　　
　　2013年，张某（男）与杨某（女）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二女。双方因家庭琐事纠纷不断，自2019年起分居。2021年，杨某以外出打工为由，未再回归家庭。张某以双方无法继续共同生活、夫妻感情彻底破裂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托多元调解平台悉心做调解工作，经多次与当事人沟通，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出具《调解书》，确认杨某、张某解除婚姻关系，婚生女儿随张某共同生活。
　　
　　在调解结案的同时，为充分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法院依照今年4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向双方发出《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督促双方在解除婚姻关系后除尽到抚养、教育、保护、探望等法定义务外，还须给予二女应有的呵护和关爱。
　　
　　●专家点评用司法温情为未成年人撑起法治“绿荫”
　　
　　点评人：四川大学市场经济法治研究所所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竹
　　
　　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本案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州辖区内法院通过向当事人发送《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的方式加强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积极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有助于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本案为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调解过程中，法院通过发送《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向当事人明确和强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和权利，以及违反法律要承担的不利后果，督促双方当事人在离婚后继续履行抚养、教育、保护、探望等法定义务。该方式对于引导离婚案件当事人提升责任意识，避免离婚纠纷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利影响，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法院多措并举体现司法温度。本案中，承办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反复多次与当事人沟通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问题，用司法温情撑起未成年人法治“绿荫”，充分体现了“宗巴雅母”的“未”爱理念在阿坝法院婚姻家庭纠纷审理过程中的全面融入。
　　
　　案例七 父亲殴打女儿 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申请人郑某系被申请人郑某甲（父）与邓某（母）婚生女。郑某甲与邓某早年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并约定郑某由父亲郑某甲抚养。此后，郑某随郑某甲生活，目前就读于某职业院校。今年1月，郑某周末回家后，郑某甲查看其手机，发现郑某私下与母亲联系，深感愤怒，当即对郑某进行殴打、辱骂及诋毁，强迫写下断绝母女关系协议书；郑某返校后，宿舍室友发现其身上的伤情并报告班主任，老师立即与其母亲邓某联系，邓某向南充市顺庆区妇联求助。在妇联指导下，郑某的母亲邓某请求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经调查，郑某甲经常用手或皮带殴打郑某脸部和身体，对其实施家庭暴力，并在家中安装监控，监视郑某的日常生活，限制其出行，致使郑某身心遭受巨大伤害。
　　
　　法院审查后认为，本案情形符合《反家庭暴力法》关于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应予支持。裁定禁止郑某甲对郑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郑某甲骚扰、跟踪、接触郑某及其近亲属；禁止郑某甲进入郑某及其母亲等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及工作单位。
　　
　　经回访，郑某及其母亲均表示人身安全保护令送达后，其父亲未再实施过殴打、辱骂、跟踪、骚扰等行为，人身安全保护令就像护身符，给郑某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安全感，有效地震慑了施暴者，保护了郑某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本案中，社会各界共施援手，既为郑某提供安全保护，又帮助她积极面对以后的学习、生活，彰显了司法权威，体现了司法的柔性关怀，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专家点评体系化、全方位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
　　
　　点评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天府青城计划“天府社科菁英”，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法治文化研究会会长，四川省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郑文睿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的特色亮点。2022年8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围绕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作出细化规定和实施举措。
　　
　　本案中，人民法院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体系化”作法可圈可点，具体表现为：一是措施体系化。在人身安全保护令规定措施之外，通过“调查走访+杜绝风险+心理疏导+回访跟踪”四位一体的自选措施，切实筑牢家庭安全保障的“防火墙”。二是治理体系化。针对人身安全保护令，形成“发出前-发出中-发出后”的治理逻辑闭环回路，力求最大限度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作用并最大限度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三是效果体系化。严格贯彻落实《民法典》关于“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和“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引导社会公众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心认同，让崇尚文明、反对暴力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和全体社会的良好风尚，切实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案例八 父母未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法院重新指定监护人
　　
　　申请人王某（祖父）儿子王某甲与被申请人方某同居后于2012年2月4日生育王某乙（未成年子女）。王某甲自2012年4月起外出至今杳无音讯，方某自王某乙满月时便回娘家，不久后外出，在此期间既未照料王某乙，也未支付抚养费；王某乙自满月后随申请人王某夫妻两人共同生活，由王某夫妻进行抚养和日常照顾。申请人为了王某乙更好地健康成长，愿意履行监护责任，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方某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其担任王某乙的监护人。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乙的父亲王某甲自2012年4月外出后至今杳无音讯，母亲方某既未照料王某乙，也未支付抚养费，怠于履行监护职责。为保护王某乙的人身、财产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申请人王某作为祖父提出撤销被申请人方某的监护人资格以及指定其为监护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
　　
　　●专家点评按照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变更监护人
　　
　　点评人：四川大学市场经济法治研究所所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竹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事关国家未来、民族希望。本案作为父母未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情形下人民法院根据个人申请依法撤销父母监护人资格并重新指定监护人的典型案例，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明确监护人责任，撤销不称职父母的监护权。《民法典》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本案中，未成年人的父母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多年，导致对未成年人的监管缺位，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法院依法撤销未成年人的父母的监护权，既是对不称职监护人的警示，也是对所有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督促。本案判决结果有助于增强监护人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感，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以未成年人利益为最大本位，指定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监护人。本案中，法院将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理念贯彻到审判工作当中，真正从未成年人自身权益出发，按照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将与未成年人关系密切且实际抚养其多年的家庭其他成员指定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符合客观实际，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本案审结和执行过程体现了法院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人文关怀精神，用法治阳光照耀未成年人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