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看守所法律援助站基本实现全覆盖

律师驻站看守所 在押人员维权方便了

我省看守所法律援助站基本实现全覆盖

本报记者夏修露

眉山市看守所在押人员黄某，因涉嫌犯绑架罪被刑事拘留羁押。家庭经济困难无钱请律师的他，得知可以免费申请法律援助，便向看守所提出了申请。在看守所法律援助站指派律师的参与下，黄某最后被法院以因非法拘禁罪和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

若是放在以前，不少涉罪被羁押的当事人都会因为没钱或意识不够，觉得请不请律师都一样，放弃了自己权利，选择听天由命。但随着我省看守所法律援助站建设的全面推进，这种状况已得到极大改善。记者昨(27)日从省公安厅监管总队了解到，我省168个看守所，除了小部分因老旧、在押量小的之外，均已建成法律援助工作站，帮助在押人员尽最大可能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律师常驻或多人轮值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的要求，2014年9月，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合下发《关于在全省看守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的通知》(下称《通知》)，正式拉开我省在看守所全面设立法律援助站、派驻律师为在押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此举旨在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切实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通知》明确，法律援助工作站由看守所领导和管理，业务上接受同级法律援助机构指导和监督。看守所应在接待大厅等便于在押人员家属联系的地方提供办公场所和必要的办公设施。各公安、司法行政的分管局长作为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的第一责任人。“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为在押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接受、登记、初审在押人员的法律援助申请，及时转交法律援助机构。”省公安厅监管总队刑事场所管理支队支队长李凤明介绍，法律援助工作站还负责宣传法律援助制度、解答法律咨询、开展法制教育，例如组织律师为在押人员及其家属讲解刑事法律援助申请的范围、条件、程序及方式，代写法律文书、讲解法律疑难问题等。

李凤明说，法律援助站的律师由各地司法机关派遣，根据实际状况，有些地方会相对固定一名律师常驻，有些地方则有多名律师轮换。被指派的律师会固定时间到看守所值班，或是在押人员及其家属有需求时，由看守所通知律师。

全省看守所基本全覆盖

记者了解到，一年多来，全省各地看守所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成效明显。根据省公安厅监管总队统计的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全省168个看守所中，已建成法律援助中心驻看守所工作站的有136个。

在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一方面，我省有一部分建成年限较长的看守所，因基础设施老化、硬件条件有限，一时间很难找到合适的场地用作法律援助工作站办公。另一方面，在一些位置偏远的郊县，如果要求律师定期到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坐班，操作起来存在困难。还有就是个别看守所常年在押人员数量在几十人甚至只有几人，专门设立援助站的意义不大。“今年以来，这项工作继续推进，目前除了个别仍在修建的看守所，以及个别在押人数非常少的看守所之外，可以说全省看守所已基本全面建成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李凤明说，这是公安、司法两部门积极推动的结果，一年多来，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先后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联合发文103份，重视程度可见一斑。《通知》下发后，11个市州公安局，91个区县公安局还结合自身实际，对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场地建设、工作形式、人员保障、经费保障作了具体要求。

很多建成法律援助站的看守所，还纷纷建立起法律援助告知制度，将法律援助作为入所教育需明确告知的基本内容，并要求管教民警将权利告知情况录入监管系统平台。2015年，已建成的法律援助站共派出常驻法律援助律师227人，开展法律援助活动1758人次，有效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有效维护在押人员权益

2015年1月16日，绵阳男子董某在麦田捕猎野兔时，不慎将另一持气枪猎兔的许某电击身亡。次日，董某被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分局刑事拘留，羁押在绵阳市看守所。案件审查起诉阶段，董某以家庭经济困难为由，提出了法律援助申请，随后法律援助站为其指派了一名律师为董某辩护。法庭审理中，律师提出被告人董某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辩护意见被法院采信，绵阳涪城区法院最终判处董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5年。

23岁男子胡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羁押在宜宾看守所，入所后情绪低落，不肯配合管教工作。管教民警在谈话教育中得知，胡某家在外地且经济条件困难，便告知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胡某提出申请后，法律援助站指派律师提供帮助，不仅缓解了胡某的烦躁情绪，无形中也消除了监所的安全隐患……

李凤明表示，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建成投用，为“三无人员”及残障等无能力委托辩护人的在押人员申请法律援助提供了方便，切实维护了在押人员的合法诉讼权益，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看守所执法形象也得到提升。“当然，目前法律援助站刚建起来，运行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李凤明说，例如一些工作站专职援助律师短缺、援助机制不健全运行不规范、在押人员认识有偏差、援助工作深度和广度不够，这些都是以后要着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