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樱桃红：一场山洪背后的司法突围与解纷智慧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欣璐
　　
　　新闻回放
　　
　　2023年6月27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泥石流袭击了阿坝州某县。淤积体冲入岷江河造成河道堵塞，洪水倒灌至倪某红等四人经营的樱桃果园后长时间未排出，115棵樱桃树在积水中浸泡死亡。这场自然灾害引发的连锁反应，最终演变成一场历时一年半的法律拉锯战。
　　
　　“这些樱桃树是我们好几年的心血，眼看就要进入丰产期，一场洪水全毁了。”倪某红说。他们怀疑，洪水之所以长时间无法排出，与某县水务局在修建河堤时涵管设计不当有关。然而，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后，问题迟迟未能解决。
　　
　　2024年9月3日，倪某红等四人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一纸诉状将某县水务局告上法庭，索赔33.8万元。然而，他们的维权之路并不顺利，法院认为，此案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驳回起诉。
　　
　　一场山洪毁掉 115 棵樱桃树，樱桃树索赔案的最终结局如何？该案如何催生司法创新实践？又到一年樱桃红的季节，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记者重返现场，探访这起特殊的环境侵权纠纷。
　　
　　樱桃园的春天与死亡
　　
　　初夏，又到了樱桃丰收的时节。果园里，红艳艳的樱桃挂满枝头，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倪某红至今记得2023年春天樱桃园开花时的盛景。“满山遍野都是白色的花，像雪一样。”这片位于岷江河畔的果园，是四家人多年的心血。然而当年6月的那场山洪改变了一切。他们怀疑水利部门建设的河堤涵管设计存在问题，导致洪水无法及时排出。
　　
　　“水退后，树根都烂了。”王某芝回忆，他们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2024年9月，四家人决定将某县水务局告上法庭，索赔33.8万元。
　　
　　案件一开始就陷入法律程序困境。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庭长冯文婷翻开案卷，眉头微皱：“当事人第一次起诉走的是民事诉讼，但这类行政事实行为引发的纠纷，实际上不属于民事受案范围。”
　　
　　“如果机械适用法律，直接驳回起诉，老百姓可能觉得法院在‘踢皮球’。”冯文婷回忆道：“我们提出解决方案，如果证明水利部门建设的河堤涵管设计存在问题，导致洪水无法及时排出让樱桃树在积水中浸泡死亡，请水务局在原地补种同等数量的樱桃树，可当事人认为被水淹过的土地不宜再种樱桃树。”
　　
　　冯文婷并没有就此放下这个案子。她知道，对倪某红等人来说，诉讼程序上的障碍可能意味着维权之路的终结。于是，她主动向原告释明法律，并继续跟进案件后续。
　　
　　“枫桥经验”的创新实践
　　
　　2024年10月11日，倪某红等人再次走进法院，这次，他们以“水务局履职过错”为由，提起行政诉讼。
　　
　　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新的难题出现了：如何证明樱桃树死亡与河堤设计存在因果关系？如何证明受损樱桃树的实际数量？
　　
　　按照常规做法，这类案件需要委托专业机构鉴定。但洪水早已退去，现场证据可能已灭失，鉴定不仅耗时长，费用也可能高达数万元，对村民而言无疑是沉重负担。“我们不能让老百姓为了打官司倾家荡产。”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法官廖宇羿和法庭干警决定走进田间地头。
　　
　　2024年10月至12月，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的干警们、水务局技术人员、乡政府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先后三次前往受灾果园实地勘查。他们一棵一棵清点死树，测量树径，记录受损情况；水务局的技术人员现场讲解涵管设计原理，分析洪水倒灌的可能原因。
　　
　　“法官，这棵树本来能挂果30斤，现在全完了。”倪某红指着一棵枯死的樱桃树，声音有些哽咽。廖宇羿蹲下身，仔细查看树根腐烂情况，在本子上记下编号和特征。
　　
　　这种“田间地头”式的办案方式，不仅让事实逐渐清晰，也让双方的情绪从对抗走向对话。
　　
　　为精准核定损失，廖宇羿下一站直奔省农业农村厅，一场关于“樱桃树灾后价值评估”的专家论证会持续了3个小时。
　　
　　“三年生果树正处于盛产期，每棵直接经济损失如何算。”“绝收果园的间接损失，应参考近三年平均产值和恢复周期。”专家们从品种特性、树龄结构、地区产量等多维度提出专业意见。
　　
　　“我们给行政机关算了三笔账。”廖宇羿透露，“经济账是赔偿数额，政治账是政府公信力，还有一笔民心账。”经过三次开庭和多次协调，2024年12月27日，经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主持调解，倪某红等四人与某县水务局达成和解协议：某县水务局向倪某红等四人支付相关损失12万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法官前往受灾果园实地勘查 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供图

　　
　　实质解纷的司法智慧
　　
　　这个看似普通的案件，折射出中国司法改革的深层脉动。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动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指导意见》所指出的，司法的目标不是简单结案，而是“政通人和、取信于民”。在这起案件中，法官没有坐在审判席上等待证据，而是走进泥泞的樱桃园，用脚步丈量司法的温度。
　　
　　案件调解后，倪某红说：“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有人认真听了我们的声音。”这句话，或许正是对“实质解纷”最朴素的诠释。而法庭上的那份调解书，则成了我国基层司法实践的一个生动注脚——正义不仅要写在判决书上，更要写在老百姓的心里。
　　
　　记者手记
　　
　　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法官？樱桃树案也许给出了答案：既要精通法律，也要懂得人心；既要坚守程序正义，也要追求实质公平。当法官的制服沾上泥土，司法的公信力便在田间地头“生根发芽”。这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诠释——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人们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实现。当法官蹲在泥地里数樱桃树时，司法的温度便有了最具体的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