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法评 | 少年杀人事件，不能止于情绪表达

特约评论员 周葱

邯郸初中生杀人事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再次翻看仍然心惊。微博上有这样一句话，“全国霸凌者都在等这3个人的结果……”，被网友点评为“细思极恐” 。大家都在期待最高检能动用核准追诉，以刑责严惩三个少年。

毫无疑问，这三位少年必须得到法律框架内的惩罚，为他们自己的严重行为付出代价。而大家的围观、发言，可以形成对少年犯罪问题的更大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点过头的话，“解恨”的话，都可以理解。但对于这一极端事件，其走向不能止于情绪的表达，激愤之后，应该思考如何推动这一社会顽疾得到切实改善。

何况，在对此事件的围观中，有一些言行已经脱离法律的秩序，它们不但不能促进减灭少年犯罪，还会带来负面影响。

例如，事发不久，有人就在网上传播“受害人颅骨”照片，很快被证实是编造；有人依此得出“死者被活埋”“案件有成年人帮凶”的结论，被公安部门否定后依然有人四处传播。“出于义愤”不是编造谣言的理由，这些虚假内容干扰了案情，对家属也是进一步伤害。

又如，同样是“出于义愤”，有人不但呼吁把三名少年“立即处死”，还有不少人赞同“把家长抓起来判刑”。关于前者，我国刑法有明确的规定，未满18周岁不适用死刑；关于后者，单纯监护失职，孩子犯罪，不论中外都很难让家长承担刑事责任，现代刑法贯彻的是罪责自负原则，而非“刑事连带责任”。我们讨论案件，还是要遵从法律基本原则，如果社会推崇丛林法则的话，只会走向善良愿望的反面。

网络意见中，还有一个苗头值得思考，即绝大多数人都在呼吁再次降低刑责年龄。刑法修正案第十一条调低最低责任刑事年龄的法条是在2020年，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发生了“大连少年杀人”事件。而根据最高检和最高法这几年公布的数据，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在上升，年龄也有呈下降的趋势。这至少说明，调低犯罪刑责年龄也好，加重处罚手段也好，法律并不是万能的。从少年犯罪的发展机制看，法律也不应该是那根唯一的“阻拦索”。

社会当然可以探讨法条对惩治少年犯罪是否还有调整空间，但我们不能只盯着法条。少年犯罪一再发生时，我们需要的是社会综合发力、综合治理。我们还该问家庭监护是否缺失？学校育人是否有偏差？有责机关执法严格否？网络空间和家庭经济是否隐患杂陈？要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想只依靠刑罚这单一手段很难“刑”到病除。

行文至此，从手机上又看到福建一位14岁女生长期遭受同学霸凌后跳楼，给妈妈的遗言读来让人心痛。按理说，《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都对相关犯罪预防、包括对未成年人家长的监护职责进行了细致规定，但在现实中，执行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学校、家长、法律机关等只有各负其责，才能真正减少同类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