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官大蛀虫”现象值得警示

村干部虽然级别不高，但掌握的权力未必就小，从危房改造补偿款到计划生育社会抚育费收缴，再到村民养老保险金和扶贫资金发放，村官一旦发生蜕变、滑向腐败，将会直接侵害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有专家指出，如果小村官成了大蛀虫是偶发个案，在概率上还说得通，但集群化、普遍化出现，这种警示就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近日公开曝光了2016年1月至8月全国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突出的问题325起，其中，约有218起案例是“村官”涉腐，占比67%。

有专家指出，村官腐败现象如此多发，是基层治理结构和权力生态的一种病征，归根究底还是责权利失衡问题，必须立法强化村民自治与监管制度建设。

◎背景

村官腐败案件呈逐年上涨趋势

“小小村主任，贪腐过亿元”这是近日陕西西安出现的一个基层“巨贪”案例。令人深思。

近年来，在纪检和检察院等反腐部门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中，涉及村官腐败的案件呈逐年上涨趋势，涉案金额屡创新高，有些数字令人触目惊心：比如陕西省纪委2015年查处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3711件，党纪政纪处分4082人，移交司法213人，2320名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受到查处。其中，全省1367个乡镇(街道、社区)中，1229个乡镇纪委立案查处了此类案件，占总数的90%，而91个乡镇纪委查办案件达5起以上。用地方法院的话说，基层政府干部、村委会成员在退耕还林、征地补偿款、惠农补贴发放等工作中的贪污贿赂犯罪“呈高发态势”。

一项调查显示，“村官腐败”所引发的群众上访、举报占到了总量的70%以上。不难看出，村官腐败已经成为破坏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毒瘤。

◎案例

村干部贪腐过亿两委会“沦陷”

东滩社区是西安市南郊一处城中村社区，由原东滩村村委会改制而来。2014年底，社区主任于凡因为巨额贪腐被西安市雁塔区纪委立案调查。这一案件始于2011年东滩村的改制。当时，东滩村被纳入城中村改造范畴。为保障失地农民权益，按政策村里留有130亩生活依托地，村委会可主导开发，利益由村民共享。

自30多岁在换届选举中当选村主任后，近10年经营，于凡把持了东滩社区的大小事务。土地开发，首先要选择开发商。于凡以土地开发权为筹码，向开发商提出“进贡”要求，谁同意就给谁。

在纪检机关的调查中，于凡这样交代：“村里的生活依托地不需要招拍挂，开发商可以省去很大一笔买地资金。当时西安楼市一路看涨，很多企业都盯着这块地，在这儿盖楼，只需给村民补偿一部分房子，剩余部分转手就能赚一个亿。”“开发商在这块地上获利更大，我要点好处费是应该的。”于凡说，土地所蕴含的巨额利益，让他觉得有了与开发商讨价还价的资本。在与多家开发商洽谈后，于凡向一家开发商索要到5000万元巨额好处费。

在同开发商签订合同时，于凡再次提出，必须将价值数千万元的部分工程交给自己承揽，且费用远高于市场价格。之后，他再将工程转包出去，攫取巨额利润，涉案金额累计高达1.2亿元。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级别低，一次性索贿金额却如此之高，令纪委办案人员大为震惊。2016年3月，经西安雁塔区纪委研究决定，于凡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为了减少阻力，于凡还曾怂恿开发商通过赠送干股、帮助偿还借款、直接给付现金等方式，贿赂社区党委书记及两委会全体干部，让他们和自己成为“一条绳子上的蚂蚱”，村两委会8名干部集体“沦陷”，被立案审查。

◎声音

落实村民自治制度遏制权利失衡

村官成为贪腐“重灾区”，是基层治理结构和权力生态的病征。具体而言：一是财务制度混乱。财务管理不严、账目清理失范，没有审批、不讲规矩，时常有“白条”记账、“假票据”入账等情况发生。二是村官权力过大。村级民主议事机构和议事制度被少数人架空，原则和标准就成了个别村官的随心所欲。此外，任性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基层纪检监察等专门性机构缺失，也导致村官问题久拖难决，最后导致不少涉腐问题的发生。

一些地方村官责权利失衡。在行政构架简政放权的今天，村级组织应该大力“加压”并“限权”。一方面，对扶贫等款项的发放与使用，加大审计及纪检监督的程序与力度，不能放任村官无视法律和村民利益;另一方面，以民主机制制衡少数“村官”的集中权力，密织“限权”笼子、畅通举报渠道，让村情民意能在村官之外，有更畅达的上传通道。

应建立起让村干部不能违纪、不敢违纪的制度约束机制，加大法制宣传，提升村民民主意识，通过村民民主评议的方式，加大对村官履职的考核。村民自治制度落实离不开基层自治组织与权力部门的法治作为，反腐只是治标，制度建设才是治本。

本期作者 邓海建 薛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