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四姐老火锅”起诉成都 “四姐手撕兔”商标侵权被反诉，法院这样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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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里排行老四，还不能叫‘四姐’了？”重庆的“四姐老火锅”状告成都的“四姐手撕兔”侵害其商标权，并索赔50万元，“四姐手撕兔”反诉对方恶意诉讼，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6万元……近日，成都高新区法院审结这起“四姐”商标侵权纠纷，驳回了双方的诉讼请求。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名字归属的故事，更是一场关于知识产权边界、小微企业生存空间与地方商业传统的法律博弈。

“四姐老火锅”遇上“四姐手撕兔”

自2009年起，李某某在重庆经营“四姐老火锅”，并于2011年注册取得3枚“四姐”商标，核定使用于第30类“方便食品”、第35类“广告销售”及第43类“餐饮住宿”。2016年，扬州某餐饮有限公司受让取得上述3枚“四姐”注册商标专用权。

2025年2月，该公司将刘四姐在成都高新区经营的“高新区某四姐手撕兔卤菜店”起诉至法院，认为其在门头、包装上使用“四姐”字样并开展加盟，侵害了自己的商标权，索赔50万元。

“2016年，我在中和镇上卖卤菜和手撕兔，生意慢慢变好了，2017年，我就去注册了个体工商户‘高新区某四姐手撕兔卤菜店’。”刘四姐告诉记者，“四姐手撕兔”店名源于其在家中排行老四，大家都叫她“四姐”，街坊邻居都叫惯了，突然被告知侵权，她感到既委屈又愤怒。刘四姐没有退缩，她提起反诉，指控扬州某餐饮有限公司恶意诉讼，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6万元。近日，成都高新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双方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没有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判决生效后，刘四姐的“四姐手撕兔”继续经营着，她更新了店铺招牌，也换了装潢。“案子是赢了，但是这件事之后，还是得留点心，取名不能随便。”刘四姐的这句话，道出了不少小微企业主的心声，也引发了大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边界的深度思考。

回归立法本意的“精准平衡”

该案承办法官董淼在阐述判决思路时表示，商标法的立法本意在于识别商品或服务的来源，核心标准是是否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法官不仅是一个标识的‘比对者’，更是‘判断者’。”董淼表示，在认定过程中，法官需要从“裁判者”转化为“经营主体”，从庭审走进市场，站在普通消费者的视角判断“近似与混淆”。

法院审理认为，虽然原告持有商标，但未能举证证明其商标在2016年后进行了规模化、常态化的使用，未能建立稳定指向其单一来源的固定联系。而刘四姐的“手撕兔”与原告的“火锅店”在营业内容、方式及消费对象上存在明显区别。相关公众基于一般认知，不会将二者产生关联。判决书中提到“显著性”的问题，董淼指出，在川渝地区，自然人经营餐饮时使用“某姐”“某哥”等亲缘称谓是一种常见的商业传统。这类标识的“固有显著性”较弱，决定了其不宜取得过宽的保护范围，否则可能妨碍其他经营主体的正当使用。法律保护是动态的。如果商标经过长期使用建立了稳定联系，权利人可以主张权利；但在本案中，原告商标的“获得显著性”不足，因此保护边界较窄。

“司法保护知识产权，既要为创新‘赋权’，也要为市场‘赋能’。”董淼表示，法院在依法保护商标注册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避免因保护范围过宽而挤压市场上其他经营者的正当使用空间，以保护像“四姐手撕兔”这样具有一定地方特色和消费群体基础的小微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混淆、显著性与恶意诉讼的界定

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集中在三个核心法律问题上：是否构成混淆，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以及原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恶意诉讼”。

关于“混淆”，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生忠指出，根据《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及司法解释，虽然两者都涉及广义的餐饮，但在具体使用场景上存在显著差异。原告是“火锅”现场就餐服务（堂食为主）；被告是“手撕兔”卤菜制品（包装销售、外卖为主）。二者的消费方式、销售渠道及消费对象存在明显区别。普通消费者不会认为二者来源相同或有特定关联。

关于“显著性”，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曾德国说：“‘四姐’商标缺乏显著性，因为商标没有长期的宣传使用，它的显著性是不够的，还未达到驰名商标这个层次。我赞同法院的观点，权利保护范围应与其显著性强度相适应，不宜过宽。”

关于“恶意诉讼”，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可书表示，根据民法典及反不正当竞争法，要认定恶意诉讼，必须证明原告是“明知不应主张而故意主张”。本案中，原告持有合法注册商标，提起诉讼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即便最终因证据不足败诉，只要手上有商标证这一权利基础，通常就应当被视为正常维权，而非恶意诉讼。

他还表示，“‘碰瓷’和‘维权’的界限，关键看有没有真实的权利基础。法院驳回反诉，正是为了保护权利人依法起诉的权利，不能因为原告败诉，就直接认定人家是恶意告状。”

专家眼中的“四姐案”

1、“类别相同”不等于“必然侵权”？

“很多人认为，只要都是餐饮，用了同样的名字就是侵权。”陈可书指出，即使双方都经营火锅，法院依然会回归到“混淆可能性”这一核心实质上来判断。类别相同只是增加了风险，但并不等同于必然侵权。核心依然要看是否会造成消费者的误认。

王生忠表示，在本案中，虽然都叫“四姐”，但一个是火锅，一个是手撕兔。这种基于地方特色和个人IP的识别方式，与原告的商标并无稳定关联。

2、小微企业如何应对“商标碰瓷”？

陈可书建议，遇到此类诉讼不必恐慌。实践中，法院会重点审查两点：一是商标本身是否有足够的辨识度，二是消费者是否真的会混淆。只要经营者能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用得更早、也不会造成混淆，法律会保护正当经营。“关键是平时就要注意留存经营记录，到时候才能有据可辩。”他提醒道。

王生忠也指出，本案是“为市场赋能”的典型。它警示权利人，未来维权时必须举证充分（如自身使用证据、知名度、市场混淆调研等），不能仅凭注册证就“碰瓷”小微店。权利保护范围应与其显著性强度相适应。

3、如何区分“正当的品牌防御”与“不正当的权利滥用”？

成都大学“蓉城法治”智库特聘副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四川校友会知产专委会副秘书长李季刚表示，我国商标立法虽未明确防御商标概念，但其对企业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实践中也出现了利用注册商标进行“钓鱼维权”的职业索赔现象。区分“正当品牌防御”与“不正当权利滥用”，关键在于建立全流程动态平衡机制。在注册端，通过“使用意图”审查和“适量注册原则”为正当防御留出空间，同时遏制囤积。在维持端，通过严格“使用”要求清理闲置商标。在行权端，司法通过审查主观恶意、权利基础和保护范围，对滥用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

李季刚强调，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2月10日截止征求意见的《商标法（修订草案）》第十八条第一款明确，“不以使用为目的，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商标申请不予注册。此条款是对防止“商标权利滥用”的积极回应，旨在从注册端打击恶意注册与囤积行为。这些措施的最终目标，是引导商标制度回归其保护商誉、防止混淆、促进公平竞争的本质，而非成为投机牟利的工具。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曾昌文 刘冰玉 夏菲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