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整理办公室时,我从柜子深处摸出一本蓝封皮的记事本。皮质封面已有些斑驳,内页微微泛黄。第一页,是2008年12月稚嫩的笔迹:“今天第一次独立记录庭审,手抖得差点握不住笔。”我靠在窗边,午后的阳光暖暖地洒进来,十七年的时光,忽然在这一刻变得具体而清晰。
那一年我22岁,背着行囊来到青神县人民法院。第一个岗位在汉阳人民法庭,一座两层小楼,门口有棵老槐树。老庭长对我说:“小年轻,在这里别想着办什么大案要案。老百姓来找我们,多是些‘鸡毛蒜皮’。”果然,我遇上的第一个“大案”,是两只越界的羊——张家的羊啃了李家的苗,两人在调解室吵得面红耳赤……老庭长泡了两杯粗茶,听他们从羊说到去年的水沟,再扯到祖上的旧账。太阳西斜时,他提出了一个各让一步的法子。两人闷头抽烟,最后竟都点了头。出门时,老张嘟囔:“也就是听老庭长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法律在这里,是能被听懂、能解开疙瘩的“理”。在那棵老槐树下,我学会了在生活的褶皱里,寻找平衡的支点。
两年后,我被调至眉山市东坡区法院刑庭。高悬的国徽、严谨的程序,世界陡然严肃。我参与记录的第一个刑事案件,被告人是个干瘦的年轻人,庭审中一直发抖。庭后核对笔录,他怯生生地问我:“法官,我会进去很久吗?我妈眼睛不好……”我一时语塞,只能回答“会依法判决”。那一刻,刑庭厚重的木门仿佛压在我心上。我意识到,惩罚是必要的,但每一个被告人背后,或许都有一段跌跌撞撞的人生。法律是锋利的剑,而持剑的人,心里必须装着它的重量。
过了一年,单位人员整合,我到了民庭工作。在这里,我更像一个“修补匠”。我见过为一面墙争执几十年的邻居,也见过创业伙伴反目成仇对簿公堂。记忆最深的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原告的小企业被拖欠货款濒临倒闭,被告也经营困难。庭审火药味十足。我们没有轻易判决,而是反复做工作,最终达成分期付款的调解协议。签完字,那名中年老板在法庭外深深鞠了一躬,什么也没说。原来,我们修补的不只是一纸合同,或许关系着一个企业的存亡。
再后来,我到了审管办,视角从“一棵树”转向了“整片林”。每日与报表、数据打交道,起初觉得枯燥。直到有一次,我从数据中发现某类案件上诉率异常偏高,报告促成了一次专题研讨,统一了裁判尺度。那时我才真切懂得,数字背后,是成百上千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冰冷的数据曲线里,跳动着的是司法公信的脉搏。
在几个部门淬炼后,如今的我到了立案庭。嘈杂的大厅里,每天上演着人生百态:攥着诉状微微颤抖的手,眼神中交织的期盼与不安,陈述时爆发的愤怒与委屈。这里是矛盾的入口,也是许多人遇见“法院”二字的第一扇窗。一名来咨询的大学生曾腼腆地对我说:“原来法院不是我想的那么‘吓人’。”我笑了。是的,它不该让人望而生畏,而应是权利受损时,普通人敢于走进来、并能找到答案的地方。
窗外的树叶又绿了。十七年,我从青涩书记员成长为部门负责人,从热血青年到鬓角染霜。法院于我,已不仅是职业,它是我青春安放的地方,是我理解中国社会真实肌理的课堂,更是我信仰得以扎根的土壤。那些卷宗里错综复杂的人生,法庭上或愤怒或悲伤或期待的面孔,调解成功后释然的叹息,都已经沉淀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合上旧笔记本,我将它放回原处。下一个十年,或许还有新的岗位。但我知道,无论在哪里,那颗在老槐树下萌生的初心会像一枚永不褪色的法徽,始终在心中闪亮。
(作者单位: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