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少初心”到“案卷现实” ——我的检察成长笔记

记得大学时，法治剧里的检察官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匡扶正义，为真相而战，让我对这个职业产生了最初的向往。于是，我揣着一纸法律文书和满心向往，走进了检察院的大门。那时的我，以为正义是一腔热血、一番雄辩。直到真正穿上这身检察蓝，走上岗位，才体会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公诉工作，远非屏幕中展现的那般轻松。

证据，是案件的基石

当曾经书本中的法学理论与现实案例相碰撞，我才发现，实践远比理论更复杂。就像有人调侃医学生:“这病情咋不按书本来呀?”现实中，犯罪情节往往也难以与刑法条款完全对应。真正让我无法适应的，不是想象竞合、法条滞后，而是那种“明知是他，却无证据”的无力感。

一位优秀的法官曾在法庭教育时说道，“犯罪发生时，我并不在现场，我只能依照警官合法收集的证据，尽量还原案发现场。没有绝对事实，只有法律事实。”我深以为然，法庭上的据理力争，不靠辞藻与激情，而取决于证据是否扎实、是否可信。

在前辈的悉心指导下，我慢慢学会如何发散思维、多方沟通、引导侦查、完善证据。他告诉我：“优秀的检察官，也必须是一名出色的侦查引导员。”于是，我开始学会在办案中留意细节，曾发现被害人谎报案发地点导致出现管辖权问题，也曾因被告人对事实的隐瞒而与公安干警一起深入调查，找出真相，成功追加起诉……这些点滴实践，让我从最初的“检察新兵”一步步走向成熟。

庭审，是公诉人的主战场

2016年10月，两高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以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庭审工作的重要性。我始终坚信，每一起案件都应认真对待，每一份材料都需精心准备，在法庭上有理有据、张弛有度——这是我对检察官的初印象，也是我始终努力的方向。

还记得有起故意杀人未遂案。被告人手持西瓜刀追砍被害人，后者在好心群众的帮助下才侥幸逃生，但被告人被捕后始终辩称“自己只是伤害，不想杀人”。为了让被告当庭认罪，开庭前，我调取了被扣押的作案工具——一把被砍至卷刃的西瓜刀，并征求被害人同意，请她到庭出示伤情。

庭审中，被告人仍坚持“只想伤害”的诡辩，于是我请法警向大家展示那把卷刃的刀，平静说道：“被告人说没有想要杀人，但这把已被砍至卷边的刀，说明当时追砍被害人的力度有多大！”。随后我请法官当庭查验被害人伤情，当她缓缓从旁听席上站起，卷起长袖、摘下帽子，露出手臂和头上那些凹凸不平的伤痕时，整个法庭陷入了沉默。最终，合议庭以故意杀人罪作出判决，被告人认罪服刑，没有上诉。

那一刻，我更加确信：唯有扎实的证据，才能直抵人心。

证据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说出来，因此，如何将证据以有力、合理地方式呈现，说服法官，罚当其罪，是我与同事们始终努力的方向。

普法，为何与你我息息相关？

在办理一个个具体案件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千钧重量，也正是这些鲜活的案例，让我深刻意识到，让法治浸润人心，比就案办案更有意义。

之后的路，我开始学着用故事代替说教，以共情穿透隔阂。曾在普法时，一位婆婆走过来问我：“妹儿，你们总在说不能违法犯罪，那除了杀人放火还有哪些算是“违法”嘛，我们老百姓咋才避得开嘛？”那一瞬间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每天的工作，对很多人而言仍遥远、模糊。

于是，我和同事拿起笔，写下《一段监控录像发现事故有蹊跷》《面试后，他们背上了高额贷款》等文章，走进电台，讲述《官场现形记》《小心古董“局中局”！》，接受《案鉴》栏目、四川电视台等媒体的采访，以萤火微光，讲述真实案例中的法与情。随着《人民的名义》《第二十条》等作品的热播，检察故事走进了万家灯火。我虽不及星火灿烂，但也愿继续做那个点亮微光的人。

多年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早已刻进心底。写作与讲述，让我重新审视起自己承办的案件，也更坚定，检察官的职责，不仅在于办理案件，也在于通过普法宣传让全民知法、懂法、守法。只有当法律从纸面走向人心，法治才能真正生根发芽，守护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从怀揣梦想的法学学子，到身负使命的人民检察官，回首来路，我仍走在最初的梦想里，只是如今的每一步，行得更稳、更暖、更明亮，检察初心，如一束光引我前行。而我，愿做这光中的行者，让法治的可感可触、初心的温暖有力，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和相信。

（成都市郫都区检察院 周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