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字旗背后的民族魂

□ 罗瑜权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这段文字摘自一面“死”字旗，它是80多年前，抗日战争中，当时四川省绵阳市一位父亲为鼓励儿子慷慨赴死、上阵杀敌所制，如今这面旗帜被收藏于成都建川博物馆。

2025年8月14日，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公安局组织开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宣传教育活动。站在安昌镇人民公园“死”字旗纪念雕塑前，北川羌族自治县公安局安昌派出所民警和四川警察学院实习学员聆听了“死”字旗主人王建堂的侄子王烈勋先生（65岁）讲述“死”字旗背后那一段悲壮的历史。

这天，当王烈勋老人又一次摊开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的土白布旗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王烈勋老人说：“每次我触摸到这面旗，我的思绪就回到了87年前的那个冬天。”

1937年7月，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同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中国70万精锐部队血战3个月，伤亡20多万人，却终未守住上海。

消息传出，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当时的各路川军，组织了两个集团军参与抗日。每位川军将士，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临行前会为家中留下一封遗书。

在这支即将出征的队伍中，有一位叫王建堂的青年。本来，他是四川省安县曲山镇（现属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的小学教师，但看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半壁江山就要沦陷，按捺不住心中的悲愤，迅速邀约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决心从军杀敌报国。很快，王建堂就组织了一支176人的队伍，他们中间有社会青年、青年学生，还有小商小贩和农家子弟。他们给县长写了血书，要求上前线，并取名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

时任安县县长的成云章，很快批准了王建堂他们的恳请，将他们统一编入了当时的安县义勇补充队，并以县政府的名义，在县城公园门口，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

欢送会的前几天，即将离家的王建堂跟父亲辞行。此时，年近六旬的父亲王者成才得知儿子要为国尽忠的决心。他知道儿子去参军是九死一生，几晚上没有睡着觉。几天后，王者成老人从镇上扯了5尺白布，挥笔写下了一个大大的“死”字。儿子出征在即，年迈的父亲无法前往县城送行，便托人将这面白布做的“死”字旗送至县政府，转交儿子，以壮行色，让他慷慨赴死，去为国家、为民族洒尽最后一滴血。

1937年12月6日上午，天下着细雨，青年队伍即将开赴前线。在送他们上战场的广场上，当这面“死”字旗展开时，在场之人无不为之震撼。旗的正中，一个斗大而苍劲有力的“死”字，左右两侧，各写着几行小字——左边是开篇56个字，右边是“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王建堂大步走上前，接过“死”字旗，转身随队迈入雨幕中，身影永远留在家乡人的心中。

王建堂随队伍出川后，背负这面父亲送的“死”字旗，经成都至重庆，转战抗日沙场，被编入29集团军第44军野战补充2团，奉命调往湖北参战。

战场上，王建堂没有让父亲失望，他先后担任排长、副官、连长、副营长、司令部参谋等职务，参加了武汉会战、鄂西会战、大洪山保卫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大小战役数10次。在战斗中，王建堂先后4次负伤，每次都是用“死”字旗包裹伤口。他把沾满鲜血的旗子收藏好，说这是活着回去后对老父亲最好的交代。由于作战勇猛，他先后两次获得战区长官部授予的甲级勋章。

王建堂在战场上屡立战功，但战争的残酷，令他毕生难忘。当年和他一起请缨上战场的同乡，绝大多数都战死沙场……

抗战胜利后，王建堂活着回到了家乡和父亲团聚，但那面沾满鲜血的“死”字旗却在战场上丢失了。如今这面“死”字旗，是王建堂在上世纪80年代凭着记忆复制的，虽然只是一件复制品，但它依然在向人们讲述着，中华民族所经历的那段苦难与悲壮的岁月。

1992年，王建堂在北川病逝，终年80岁。

（作者单位：绵阳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