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老树（下）

□ 韩玲

在城市坚硬冰冷的水泥砖块的包围之中，还有一些树让我魂牵梦绕、难以忘怀。那是生长在老街的榆树和花椒树，它们顽强地生长在老街的墙头和狭地上，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老街的老房子，是先生从他父母那里继承的一处房产。房子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来被一分为二，一半归先生，另一半归先生的弟弟。属于我们的那一半老房子，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破败气息。对着街面的那间老堂屋，是一间年代久远的土屋。屋子的房梁部分已经塌陷，塌陷的地方用几根柱子支撑起来，显得摇摇欲坠。土墙盖的房顶四处漏雨，不得已在屋面上抹了一层水泥，远远看去，那形状就像一根牛舌头。不仅影响观感，一进屋，还能闻到从旱厕中传来的浓烈粪臭味。站在土屋的屋顶上，只要脚步稍微迈得大一点，土屋就会跟着颤动，屋顶仿佛随时会垮塌，令人胆战心惊。

老街红军城，作为全州境内红军遗址遗迹种类最多、规模最大且最为集中的地方，面临着统一的保护和开发。而位于城内临街的这所老房子，就像老街脸上的一块伤疤，显得格格不入。分管旅游的杜副县长在一次会议后找到我谈话，他说话直截了当：“你们家这房子，你要是不动手处理，估计也没人能处理了。可别给县里的旅游发展拖后腿呀！”

老房子处于景区的中央，确实会对市容市貌产生影响。然而，重建谈何容易？老街是步行街，拉材料的车子根本进不了街上，所有的建筑用材都得靠人力背运。除了材料运输的难题，还有一堆建房可能带来的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需处理，想想都令人头痛。更关键的是八十多岁的婆婆，还坚持要参与到劳动中，而先生并不想重建这座老房子，他认为得不偿失。迫于景区大局观，我们还是艰难地做了决定：重建老屋。我们把建房的活儿承包给了别人，可强势的婆婆非要拉着先生一起给工人们做午饭，说是为了安慰民工，可实际上却给我们增添了无数的工作量。我们既要操心工地的进展，又要时刻担心婆婆的安全，真是心力交瘁。

在重建房屋的时候，有两棵树面临着被砍掉的命运。一棵榆树，直接影响到主屋的地基。如果任由它继续生长，根须很可能会掀翻地面，让房屋裂变。几乎是出于本能，我不假思索地指示工人不能砍树。可问题随之而来，怎样才能确保住房的安全性呢？在这寸土寸金、空间狭小的地盘上，如何才能做到两全其美？其实，根本没有两全的办法。眼前是高高耸立的已经不知活过几百年的老榆树和工人手里锋利的锯子，我只能寄希望于万物有灵，期待奇迹的发生。在我的坚持下，老榆树最终还是完整地存活了下来。

如果说保住老榆树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保住一棵弱小的、影响观瞻的花椒树，在老街人眼里则显得不可理喻。花椒树长在临街的墙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枝条，当建房的工人问我砍不砍树时，我犹豫了半天，还是选择了保留，我想在我的骨子深处，是与花椒树的生存状态产生了共情，以至于舍不得砍下那稀疏的枝条，但却只给它留下了极为狭小的生存空间。说是极为狭小一点都不过分，它的根部都被工人严严实实地砌上了砖头，只在两块砖头之间凿出一个圆柱形小洞供花椒树根部伸展。花椒树在建房过程中比我还灰头土脸，树身上沾满了水泥点子，枝条在烈日下像是干枯了一样，呈现出无精打采的灰。我原以为生长在砖缝之间、没有了养分的它会很快死去，可奇怪的是，它却一直顽强地活着，还时不时结出红艳艳的花椒，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多少有一些夹缝中求生存，依旧活得热烈的样子。

和花椒树一样灰头土脸的还有我，为了重建这所房子，我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累得元气大伤。房子重建好后的第一个大年初一，我的腿疾复发，疼得下不了床。正月初五，我便前往成都做手术。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我很少回到老街。若回去，我总是喜欢在老榆树下多停留一会儿，看看那些旧瓦，还有老榆树下满城的风景，慢悠悠的云朵、淡淡的清风微微拂过脸面，往事，便稀稀拉拉地涌上了心头：刚分家时，我们一家三口在旧屋顶搭建板棚做厨房，在一口没有出烟口的土灶上做饭，柴火一点燃，屋里便开始冒烟。做一顿饭，只有一个词适合，那就是烟熏火燎。即使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依旧在板棚外的阳光里读一些书，甚至，在揉面的间隙，也盯着糊木板的报纸读几行过时的“新闻”。

然而并不是所有经历都令人平静，前一段时间回老家参加了一个葬礼，令人颇有些感慨。逝者长我几岁，猝然离世，让我想到了“生如蝼蚁”这个词，葬他时却恰逢老家万亩梨花进入盛花期，他的坟地正好在一大片古树梨园之间。据阴阳先生测算，只能“偷埋”，所以发丧时没有一点声响，一口黑色的棺材在白色的花海中悄悄入土。那是一个上午还晴好的天气，盛放的梨花朵朵晶莹，到了晚上便又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春雪落在梨花上，平添了几分悲伤的情绪。

老家人在老树下生，也在老树下往生。故园的老树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悲欢离合，也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喜怒哀乐。我们与故园老树的关系如同一条无形的丝线，缠绕在岁月的长河中，串起生活的点点滴滴，也成为了我们心灵深处不可或缺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