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东坡故里——法治的古今对话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季 熊勇/文 张磊/图
　　
　　世人皆知苏轼的词开豪放一派、文列八大家之宗，却少有人留意，法治的思索与实践同样贯穿着他跌宕的一生。他的法治智慧散见于其文集、奏议、策论、书信以及他人的记述之中，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法”与“治”的深刻认识。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眉山时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苏轼文脉传千年，法治精神贯古今。苏轼作品中所体现的“德法相济”的德刑观、“良法善治”的立法观、“因法便民”的民本观以及“人法并重”的吏治观，历经时光淬炼，如今已成为当代法治四川建设的源头活水与独特优势。

三苏故里，善治眉州
　　
　　道德指引
　　
　　从“德法相济”到“以文化人”
　　
　　在《张世矩再任镇戎军》中，苏轼以“威与信并行，德与法相济”，阐释实现有效社会治理应同时注重道德与法令之间的作用。
　　
　　苏轼出身于一个底蕴深厚的书香门第，自幼在儒家“仁政”“民本”“中庸”的治世理想与道德情怀的熏陶下成长。这也使得苏轼在思考法律与治国问题时，将“便民”“恤刑”等儒家核心理念，自然地融贯于法治主张之中，形成了“德法相济”“刑赏忠厚”的独特见解。
　　
　　“苏轼的法律观念与儒家的‘德主刑辅’主张一脉相承，认为法律需服务于治国安民。”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刘昕杰介绍，苏轼的德刑观彰显出其法治精髓仁义宽厚、重礼明德的内在特征，体现出苏轼法律理性与人文关怀兼具的法治精神。
　　
　　真正的治世之道，仍然在于道德的引导。推进德法相融，四川把提升公民法治素养纳入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和文明创建工程。在东坡故里眉山，当地注重传承“三苏”文化，尤其对他们的法治文化内涵进行总结提炼，凝练出“德法相济、良法善治、因法便民、人法并重”等法治文化精髓。这些理念不仅成为指导实践的理论参照，更被融入基层治理之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道德超市”积分制度，将遵纪守法、邻里和睦等纳入积分，有效引导了乡风文明，该做法也入选全国首批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
　　
　　以文化人，以德润身。在四川的法治文化建设中，推动优秀文化传承是重要的方法论。四川因地制宜建立一批法治文化研究基地、教育基地、实践基地，重视文艺传播，创建一批法治文化传播品牌栏目、节目和工作室。同时，深度融合当地的非遗文化、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孵化出一批诸如“苏小法”“法小橙”与“法小意”等独具特色、形象鲜活的法治IP，赋予法治四川建设以鲜明的文化品格与地域认同。这些实践将抽象的法治理念，转化为可亲可近的文化符号，让法治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价值指引和行为规范。
　　
　　从苏轼“德法相济”的法治文化，到法治四川建设“以文化人”的法治实践，其间一脉相承的治理智慧，为我们窥见当代启示提供了清晰脉络。“推动融合‘德法双修’，法治文化建设要兼顾规则教育和道德培育。”刘昕杰这样建议，他还表示，可以将苏轼法治文化中的“忠厚、仁恕”融入公民道德建设，把“慎刑、恤民”纳入司法人员职业伦理。
　　
　　立法先行
　　
　　从“宽仁立法”到“良法善治”
　　
　　在《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刑政》中，苏轼援引《尚书》“临下以简，御众以宽”之训，并尊其为“百世不易之道”。这奠定了他以宽仁为精神、以简约易行为准则的立法追求。
　　
　　在立法上，苏轼反对法令繁密、滋扰百姓。他认为法网应疏而不漏，而非严苛细密；立法贵在宽厚存心，而非以刑威慑。对于变法，更要保持慎重态度，事先要详细规划，全面考虑，以期必成。
　　
　　苏轼“立法务简”的主张，深植于其民本思想。他提出，“是知作法何常，视民所便。”即制定法律政策没有常规可循，其根本标准在于是否便利于民。因此，苏轼认为统治者当“以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这样才能“使奸无所缘，民德归厚”。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从古至今，“善治”都是时代考题。
　　
　　近年来，四川坚持科学立法，为善治提供法制保障。2025年11月24日，四川举行新闻发布会，晒出了“十四五”时期四川的立法“成绩单”。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四川先后制定数据条例、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修改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等，护航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制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社会信用条例、质量促进条例，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努力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制定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三星堆遗址保护条例、古籍保护利用条例等，保护和弘扬红色精神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制定川剧保护传承条例、促进川菜发展条例等，推动巴蜀特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制定食品安全条例、职业教育条例、法律援助条例、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条例，修改物业管理条例等，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四川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法治宣传教育的深化，正是苏轼“法行无穷”观念的当代延伸。《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已于2025年11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着法治宣传教育进入全面法治化新阶段。该法将“谁执法谁普法”从政策要求上升为法律义务，有效破解了普法责任落实缺乏刚性约束的长期难题。

三苏祠名联
　　
　　利民为本
　　
　　从“因法便民”到“法治为民”
　　
　　《宋史·苏轼传》所载“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体现了苏轼的施政理念，那就是法律与政策的制定实施，应方便民众、解决实际问题。
　　
　　在《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中，苏轼写到“臣闻以物与人，物尽而止；以法活人，法行无穷”。他强调，通过物资救济百姓，作用有限，而好的法律制度让百姓更好地生活，其效力方可持续绵延、无穷无尽。
　　
　　“因法便民”的治理智慧，深深烙在了苏轼为政的每一个足迹里。
　　
　　出任凤翔府签判期间，苏轼体察民情、修订衙规，其施政始终贯穿着“以民为本”的仁政理念。初至凤翔，苏轼便发现当地官府催债，悍吏横行，甚至有人因无法偿还债务被无辜关押。于是，他为民请命，向三司使蔡襄阐明百姓困于“衙前之役”的实情，强调并非故意拖欠债务。最终，朝廷下令豁免相关债务，无辜关押之人也重获自由。
　　
　　在杭州担任通判时，苏轼遇到一场官司，有位绸缎商人状告一位制作扇子的工匠欠其两万钱的绫绢货款。经查问，工匠因连天阴雨，扇子滞销，且其父病重急需救治，无力偿还。苏轼体察其难，未以律条强判，而是灵机一动，取来工匠积压的扇子，提笔在扇面上即兴作画题字。这些经苏轼“点化”的扇子，顷刻售罄。工匠得以还清债务，纠纷也得以圆满化解。
　　
　　苏轼“杭州画扇判案”的故事体现了“因法便民、利民为本”的司法智慧，广为流传。千年之后，在四川，“一站式多元解纷”正与此不谋而合。
　　
　　“我们有问题直接就到这里来反映，不用到处跑来跑去，在工作人员努力下，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难题。”提起“综治中心”，广汉市汉州街道的居民纷纷竖起大拇指，“只进一扇门”“一站式解纷”的名号，在当地已经获得群众的广泛认可。在这里，汉州街道将公调、诉调、访调、矛调、心理咨询、纪检监察等职责功能整合，做到受理、分流、办结、反馈有效衔接、闭环管理，真正让群众“进一家门、办多家事”。
　　
　　近年来，四川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纵深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目前八成以上县级和乡级综治中心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化解，让群众“最多跑一地”。
　　
　　法治的根基在人民。四川善用“因法便民”理念，让公共法律服务更有效率。“十四五”期间，平台建设方面，建成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及寺庙、园区、军队、高校、监所等领域的3.1万个实体平台。统筹设立12348热线和网络平台，实现全天候服务。五年来，三大平台累计提供法律服务295万余人次。“在司法部委托第三方开展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评估中，四川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全国第三。”司法厅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从“因法便民”的传统智慧到“法治为民”的时代立意，苏轼的法治文化之所以在千年后依然保有生命力，是因为他的核心始终指向对人的关怀与对善治的追求，这也为法治四川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启迪当代
　　
　　从中汲取源头活水
　　
　　步入三苏祠，穿过苍翠的古木与静穆的祠堂，“三苏”法治文化的脉络在“晚香堂”内徐徐展开，展陈风格清雅端严。
　　
　　“晚香堂”一楼是全国首个“三苏”法治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年均吸引数百万游客驻足参观。在这里，泛黄的书卷、生动的绘画与沉浸式光影交织，将苏轼父子“德法相济”“因法便民”的主张与实践，从历史文本中温柔唤醒。观众穿梭其间，仿佛亲历一场与古人的对话，于无声处感受法治智慧的千年回响，并在驻足与凝视中，完成一次关于良善治理的生动启蒙。
　　
　　源头活水，泽被后世。在法治四川建设的当下，苏轼围绕民生、良法、吏治所阐发的法律观念，并未因时光流转而褪色，其蕴含的“民本”“善治”等核心智慧，依然为当代法治实践提供着深厚的传统滋养。
　　
　　在东坡故里眉山，苏轼“德法相济”“因法便民”的法治文化，早已超越了文本，融入城市肌理。
　　
　　眉山市委政法委创新传承“三苏”法治文化，打造出“三苏故里·善治眉州”的综合治理品牌，以良法善治、多元共治的“眉山实践”，构建平安眉山社会治理新格局，随着社会治理成效的凸显，品牌愈发响亮，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眉山中院汲取“三苏”父子一脉相承的浩然正气理念，将传统法治智慧与现代司法实践相结合，打造“浩然东坡”法治文化品牌，并统筹指导打造全市两级法院子品牌形成矩阵。
　　
　　“苏轼‘民本’‘民先’思想启示法治四川建设要紧扣四川实际，解决四川民生痛点——如保护农民工权益、加强农村养老保障和地方产业扶持等，做到因地制宜，因民而为。”刘昕杰认为。在执法方面，刘昕杰建议以“人法并重”为抓手，加强干部法治能力建设，严格规范执法权限，杜绝执法乱作为、慢作为；同时，赋予基层执法适度弹性，推行柔性执法，如成都推行的“包容审慎监管”，从而化解矛盾而非激化冲突。
　　
　　而对于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而言，刘昕杰建议，法治文化建设更应跳出单纯普法的误区，通过讲述苏轼的民生法治故事，让群众感受到法律并非管理手段，而是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途径。
　　
　　从历史深处走来，在现代实践中闪光。在法治四川的建设中，苏轼的法治文化并非遥远的文本，而是化为生动的治理实践：它体现在“一站式”解纷中心对“良法善治”的现代诠释里，也融入“道德超市”用积分传递的德治温情中，更蕴含在“苏小法”等IP将法治理念变为可亲文化符号的创新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传统智慧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