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芳华——浅析五所名校的法学气质

□野山

法学教育，是青年步入法律职业的基石，更是塑造其职业灵魂的熔炉。它不仅授予“入门”的资格，更在根本上影响着法律人未来的角色担当与精神气质。

法律实务职业主要包括警察、检察官、律师、法官，而法学家则承担法学研究与教育的职责，若以特质概括，便是“采”（警察侦查取证）、“建”（检察官公诉维权）、“破”（律师抗辩解构）、“衡”（法官居中裁判）、“省”（法学家研究反思）。法学教育理当依据学生的禀赋、性格、志趣与追求，激发天赋、开发潜质、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此事说来容易，落实起来却殊为不易。

在我的认知里，尚无任何一所大学能将这五点完美兼顾。谨结合我对几所高校的了解，略作评述。

北大：批判锋芒

北京大学，是我的母校。其文科教育在国内一枝独秀，法学教育虽在学科排名中有所波动，却仍是诸多有志于法律事业的学子报考的首选。北大法学院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投身法学教育或律师行业，选择警察、检察官、法官职业的相对较少。以我所在的班级为例，52名同学中，仅有我与另外两位同学进入法院工作，入职检察院的人数为零。

这一现象，实则由北大教育（当然也包含法学教育）的特质所决定。北大的校训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新文化运动的首倡到五四运动的发起，思想自由的旗帜始终高扬。而兼容并包的理念，北大亦发挥到了极致——只不过这种包容更多体现在吸纳知识的阶段，到了知识输出层面，则不免带有几分唯我独尊的色彩。在思想信念支配下，北大人似乎惯于站在批判者的立场，居高临下地指点江山，法律系（后升格为法学院）的学生亦是如此。翻阅他们的论文，多见“这不行、那不对”的批判，以及“应该如此、必须这样”的建言，洋洋洒洒数万言，却鲜有能真正落地施行的。究其根本，在于这些观点要么过于理想化，要么过于激进超前，脱离了现实土壤。

即便入职工作，北大学子也难改这份批判积习，往往屡屡碰壁，难以快速适应职场环境。以我自身经历为例，初到单位报到时，一位已工作两年的北大师兄，深感机关工作的不易，告诫我务必尽快收敛“书房气”，努力融入机关节奏。后来，我又将这番叮嘱转述给前来入职的师弟。多年之后，有同事曾这样评价我们仨：师兄是“你不行，我行”，我是“你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我行”，师弟则是“你行，我也行”。可见在评价他人的层面虽有进步，但“我行”的自我评价底色，从未改变。

故而，北大的法学教育若不解决当前以“破”“省”为主，偏重培养“批评家”“反对派”的问题，依旧囿于象牙塔之内，任由法学家的批判流于空泛、律师的抗辩失之激进，却忽视对“采、建、衡”等实务领域人才的培养，长期游离于政法实务中枢之外，那么仅凭过往累积的声名维系，其发展恐怕难以为继，前景堪忧。若能将其无匹的批判锋芒，引导至对制度“何以建成”、正义“如何衡平”的扎实建构中，则其能量将不可估量。

北大法学的批判锋芒，固然是推动法治思辨的重要力量，但扎根中国土壤的法律实践，更需要务实笃行的精神底色。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育的鲜明标识。

人大：务实底色

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唯一以“人民”冠名的高校，也是我儿子的母校。起初，我本希望儿子报考北大——若能父子同校，岂非一段佳话？我还特意带着儿子实地参观了风景秀丽的燕园。但高考成绩优异的儿子，最终还是选择了人大。他给出的理由让我无言以对，“看看你们师兄弟在单位的职业境遇，再瞧瞧北大宿舍脏乱到那般地步却无人管理，我可不去”。望着性格沉稳、行事认真的儿子，我唯有长叹一声，尊重了他的选择。

人大素有“国家干部的摇篮”之称，其校训“实事求是”，在一众高校校训中最具哲学思辨与政治底色，与中央党校的校训完全一致。这并非巧合，而是源于二者一脉相承的办学宗旨——只不过党校侧重培养高级干部，人大则以培养初级干部为重要目标。“实事求是”四字，不仅是其政治立场的宣示，更深植着一种注重现实、讲求效用的实践智慧，这或许是人大毕业生能迅速融入体制的关键文化密码。

我对人大的了解，始于大学时代。有两件事令我印象尤为深刻：其一，恢复高考之后，人大校园曾一度被一分为二，部分校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其他单位征用。人大的学生为此组织游行抗议，要求收回校舍，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反响。面对这桩不平事，血气方刚的北大学子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于是派人前往人大接洽，表达声援之意，却遭到了婉拒：“谢谢你们的好意，这是我们自家的事，我们会自行解决。”青春年少之时，仍能保持如此理性克制，殊为难得。

其二是一件生活小事。彼时正值票证经济时期，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中都包含一定比例的粗粮（记得男生每月定量36斤，其中，大米7斤、白面20斤、粗粮9斤）。其他高校食堂对粗粮的处理方式十分单一，每日早餐的玉米面粥，多年来从未更换过花样。而人大食堂则更为用心，除了玉米面粥，午晚餐还会供应精致可口的小窝窝头。以至于人大的同学来北大探望同乡时，常会带几个小窝窝头作为伴手礼。这件事让我们由衷感慨：同样是粗粮，人大却能做到粗粮细作，足见学校对学生生活的用心关怀。这种注重细节、务实关怀的作风，不仅体现在学生生活中，更渗透在其法学教育的方方面面。

后来因儿子的缘故，我与人大法学院的诸多老师多有接触交流。他们的学术造诣不可谓不深厚，专业底蕴不可谓不扎实，但在“省”的批判层面，却显得含蓄收敛。因此，人大培养出的学生，大多中规中矩，行事不越雷池。顶着“国家干部摇篮”的光环，人大毕业生多数选择入职国家机关。你或许可以批评他们缺乏锋芒毕露的斗争精神，却不得不承认，他们适应机关工作的速度极快，在领导与同事之间也颇受欢迎。

即便是少数选择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大毕业生，其抗辩中“破”的锋芒与力度，相对而言，也明显温和许多。

如果说人大的法学气质，是深植体制的务实与稳健，那么中国政法大学的崛起，则书写了一段单科性政法院校“深耕主业、突围破局”的奋进史。

法大：专精品格

法大，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简称，其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在早年的政法院校“鄙视链”中，它一度处于末端位置。但就是这样一所曾经的二本院校，历经三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不仅成功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跻身一本行列，更被誉为“中国政法人才培养的重镇”。从丑小鸭蜕变为白天鹅，法大的发展轨迹，自有其独到之处。

我对法大的印象改观，始于入职之后。我的第一任庭长顾老爷子是上海人，也是北京政法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当年曾是校内的风云人物。1957年，他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发配到黑龙江的边远县城，困顿二十余载。那段岁月里，他妻离子散，境遇不可谓不凄惨，但他始终以乐观心态坦然面对。平反之后，顾老爷子留在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潜心钻研经济审判领域，与南方的一位司法专家并称“南司北顾”，在全国法院经济审判系统声名赫赫。记得我初到单位报到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小王，不要以为名校毕业就有骄傲的资本，你在学校里学的那些理论知识，在我这里能用上十分之一，我就算你是优秀毕业生。”当时我心中虽有不服，但后来的工作经历却印证了这句话的分量。一句直言便点破了大学教育与实务脱节的短板，顾老爷子的犀利坦诚，也让我由衷感叹：北京政法学院果然藏龙卧虎。

法大的校训是“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在我国这样一个以“德主刑辅”为传统的国度，以“德”“法”作为立校之本，自是毋庸置疑。而“格物”与“致公”，才是法大区别于其他院校的核心特质。“法者，天下之公器”，“致公”二字，本就是法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唯有“格物”这一点，恰好暴露了单科性政法院校的先天不足——在法学领域的钻研可谓“格物有余”，但在法律之外的其他学科领域，则难免“格物不足”。与法大的学生交流探讨案件时不难发现，他们的实务操作能力极强，但思维的发散性稍显不足，法律之外的知识涉猎相对有限，往往“可举一，难反三”。这一短板的形成，或许与学校长期专注于法学学科建设，学科环境相对单一有着直接关联。如此一来，法大的人才培养在“采”“建”两个实务领域尚能胜任，“破”的力度则有所受限，至于“衡”所需要的全局视野、“省”所需要的跨界思辨，就不免差强人意了。正因深知此短，法大近年力推“双学士”“跨学科实验班”等，意在打破学科壁垒，其努力与成效值得关注。

法大以“格物致公”为锚，锚定了法学专精的航向，而在遥远的西南腹地，西南政法大学则以“博学笃行”为帆，扬起了实践育人的劲风。

西政：通达气象

西政，是西南政法大学的简称。在西南政法与西北政法两所院校并存的时期，西政能够约定俗成地独享“西政”这一简称，足见其不凡的地位与影响力。

我对西政的最初印象，源于它培养出了大批政法系统的高级官员。后来到四川工作，与诸多西政出身的同仁共事，这种印象愈发深刻且具体。起初我以为原因很简单：西政是较早恢复招生的政法院校之一，培养的人才基数大，自然容易涌现拔尖者。但随着对西政办学理念与培养模式的深入了解，我才意识到，其人才辈出的根源，在于校训精神与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

西政的校训是“博学、笃行、厚德、重法”。这八字箴言绝非悬于墙面的口号，而是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的行动纲领。法学本就是一门兼顾理论思辨与实践应用的综合性学科，唯有“博学”方能拓宽知识边界，为复杂案件的研判储备多元视角；唯有“笃行”方能将纸面法条转化为解决现实纠纷的利器。基于此，西政构建起一套立体式实践教学体系：模拟法庭让学生沉浸式体验庭审攻防，“法律诊所”引导学生直面基层群众的法律需求，案例教学摒弃空谈理论的弊病，辩论比赛则锤炼学生逻辑思辨与口头抗辩的能力。这种教学模式，精准契合法学“知行合一”的学科特性，也与法律实务领域对“采、建、衡”三种特质的需求高度适配——“采”是侦查取证的细致严谨，“建”是公诉维权的责任担当，“衡”是居中裁判的公允理性，而这些能力，恰恰需要在反复的实践打磨中养成。

我曾见识过西政老校长宝刀未老的锋锐犀利，也曾领略过西政新校长意气风发中的理性沉稳，更亲眼目睹过西政出身的骨干领导，在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展现出的务实肯干作风。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共性：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支撑专业判断，又有灵活的实践智慧应对复杂局面。或许在单一法学理论的精深钻研上，西政学子未必能拔得头筹，但论及理论与实践的转化能力、应对复杂实务的综合素养，他们却能做到出类拔萃。这正是西政法学教育的独特气质：不追求象牙塔内的孤高自赏，而是扎根实践沃土，培养能解决真问题的法律人。只是近些年，随着法学教育竞争日趋激烈，西政的发展势头有所衰减，若能继续坚守实践育人的特色，同时补强跨学科研究的短板，想必能重焕荣光。

西政的通达，是扎根西南、深耕实践的沉淀；而清华大学法学的异军突起，则是名校跨界、另辟蹊径的探索。

清华：创新锐气

民国时期，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五位学术大师齐聚一堂，号称“五星聚奎”，一时风头无两。可惜到了1952年院校调整时期，清华被砍掉了文科专业，从一所综合性大学变成了纯理工科院校，法学教育也随之中断。此举虽未损害清华的声名，却终究成为了学校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正是凭借这份不息的自强精神，清华最终迎来了文科的回归，法学院也应运而生。而且法学院甫一建立，便打出了一副“王炸”——依托清华这块金字招牌的强大号召力，引进了一批国内顶尖的法学教授，广纳天下英才，立志早日跻身法学教育前沿阵地。但平地难起高楼，法学教育的发展，需要深厚的学科底蕴与历史积淀作为支撑。然清华以理工之缜密思维赋能法学研究，以复兴文科的宏大手笔整合资源，或能开辟一条“重释传统、回应科技”的新径，值得期待。假以时日，相信清华法学定能厚积薄发，闯出一番天地。

后记

当然，在中国法学教育的版图上，值得评述的远不止这五所院校。武汉大学的人文底蕴、吉林大学的北国风骨、华东政法的海派特色……五百余所拥有法学院系的高校，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探索前行。我所写下的这些文字，不过是基于个人见闻，就事论事地加以评述，绝无刻意褒贬之意，更无广告推介之嫌。古人云：“凡事论迹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倘若文中言辞有冒犯之处，纯属无心之失。

在我心中，理想的法学教育，应当秉持“厚德、重法、致公、求实”的校训精神，更要以兼容并包的胸怀实现博学，以自强不息的信念坚持笃行。

我所勾勒的这几幅院校“画像”，并非盖棺定论，而是中国法学教育多元探索的生动缩影。其底色，是这片土地对优秀法律人才最为焦灼而热烈的期盼。理想的法学教育，绝非千校一面的刻板模样，理应如一座生机盎然的百花园，让北大的批判锋芒、人大的务实底色、法大的专精品格、西政的通达气象、清华的创新锐气……各展其姿，各美其美。更重要的是，它当怀 一份清醒的自觉：不仅要传授安身立命的“术”，更需涵养经世致用的“道”。当如龙育九子，各赋其形——既要充分激发学子的天赋，悉心关照学子的志趣，合力开发学子的潜质，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亦要让不同院校依托自身的历史积淀与资源禀赋各有侧重，淬炼差异化的办学特色。在“采、建、破、衡、省”五种法律人特质的培育之路上，或一枝独秀，或数枝竞放，让法学教育的园地百花齐放、枝繁叶茂。

我唯愿，园中每一株花木都能绽出更艳的花、结出更丰的果，如此，中国法学的广袤森林，方能愈发郁郁葱葱，蔚为大观。

（作者单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