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厨艺

□ 杨力

　　
　　阳台上，我望着母亲在厨房里佝偻的背影，她正踮着脚从吊柜深处摸出那个釉色斑驳的土陶罐。这个画面突然与许多年前某个清晨重叠——那时她也是这样踮着脚尖，在供销社的货架前数着粮票换最后半勺菜籽油。
　　
　　和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妈妈的味道”不同，我始终不敢恭维母亲的厨艺。上周朋友晒出她母亲手作的八宝葫芦鸭，金黄的脆皮下隐约透出八种馅料的斑斓层次，评论区瞬间炸开“阿姨开班教学”的呼声。而我手机相册里最新一张照片，是母亲上周执意要给我带的“改良版蚂蚁上树”——一团粉丝纠缠着碎肉末，装在洗干净的豆腐盒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在记忆深处，做菜就是母亲的一个短板。时光退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老家丘陵深处的冬天，已经快过年了，家里实在拿不出油荤，但这也没难倒母亲，她把晒干的地木耳、南瓜藤和面团煮成一锅，独创了堪称传奇的“三合汤”。那天，我蹲在灶边数汤里浮沉的南瓜藤，听到母亲在旁边对父亲说：“挺过这两年，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
　　
　　那些年，母亲最喜欢独创菜谱，摘田边的蒲公英或掐地头的红薯尖，素炒或凉拌，还有山上的地木耳，拿回来洗净煮汤，这些今人捧为时令佳肴的小菜在那个年代向来被人嗤之以鼻，吃不上肉让人痨肠寡肚，哪还有心思赞美野菜？
　　
　　儿时的我们特别纯朴，对生活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吃不上油荤心头也就认了。记得那时家里有道“名”菜叫爆炒野鸡红，因为有个“鸡”字，让人浮想联翩，其实拈到碗里，才知道就是粉条、红萝卜、芹菜三合一的雅称。第一次吃到，是在某个深秋的傍晚，母亲神秘兮兮地端出盖着蓝花布的陶钵，揭开时满屋都是奇异的香气。“野鸡红！”母亲眼底闪着得意的光。我们几兄妹一听，几双筷子在陶钵里搅起阵阵旋风，直到捞起最后一根染成浆色的苕粉，才发现所谓“野鸡”不过是红萝卜条在煤油灯下的障眼法。但幻想总是美好的，吃到嘴里细细品咂，似乎也能品出鸡肉的香味。
　　
　　到了“日子越来越好”的年代，母亲已经老了，但她依然盼着儿女们回家团聚，也盼着孙儿孙女芝兰绕膝，所以尽管身子骨不如以前利索，节假礼拜仍然坚持上街买菜，再亲手做成一道一道她自认不错的家宴。全家人都很认真，品着母亲的手艺，一家老小都说好，母亲很满足，反复叮咛要吃饱，谁要动作迟缓，母亲干脆就把菜拈到他的碗里。
　　
　　这样团聚的日子每周、每月都在重复，面对母亲忙碌的身影，子女们渐渐有了“夺权”的意思。母亲老了，应该习惯儿女们的孝敬，可母亲捶着老寒腿说，不行，几天不见你们，不给你们做好吃的，不踏实，也不习惯。
　　
　　儿女们就不平静了，其实他们“夺权”，除了疼惜母亲，也有提高母亲厨艺的意思。几十年不变的味道，让嘴巴越来越挑剔的儿女失去了耐性，他们违心的赞美完全出自本能，惟有母亲一人，始终沉浸在历史年轮积攒下来的习惯里，用她的风格释放母爱。
　　
　　好在这个道理，渐渐被她的儿孙们懂得。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没有特别的调料，没有精致的食材，渐渐养成了母亲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的煮食习惯，用微薄的收入能拉扯大几个子女已经不易，也是母亲一辈子的骄傲。至于厨艺，在母亲奉献一生的大爱面前，已是无足轻重的东西。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