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应该调整最低刑责年龄？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营养的改善，我国青少年身体发育越来越趋向早熟。据初步测算，青少年的发育比20年前至少提前了2至3年。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令人忧虑，严重地影响到未成年人的成长，导致青少年犯罪率急剧上升，犯罪的初始年龄越来越低，犯罪程度也越来越严重。近日，广州番禺11岁女童盈盈案件，让刑事责任年龄再次受到公众质疑。
　　
　　近日，广州番禺11岁女童盈盈失联案侦破，杀害女童的嫌犯韦某(19岁，广西人)已被警方抓获。韦某曾于2010年在其家乡掐死一名男孩，因作案时年龄未满14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2011年，其在家乡又因持刀伤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11月，韦某减刑释放后来到广州市番禺区，案发前无业。
　　
　　不久前，湖南邵东县就发生了3名中小学生劫杀小学女教师李某云的大案。案发时，为首的刘某(13周岁，离14岁相差几个月)对两名犹豫不决的同伴说：我们还小，杀人不犯法。时隔不久，邵东县又发生了一男生杀害班主任的恶性案件。
　　
　　有专家指出，韦某之所以在短短5年间，连续犯下3桩伤人案，不能不说刑事责任年龄“护身符”让他有恃无恐，从初犯变成惯犯，终成杀人狂徒。
　　
　　背景
　　
　　我国未成年犯罪呈低龄化趋势
　　
　　2015年4月12日，我国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2015《教育蓝皮书》，指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年龄趋于低龄化。此外，贫困地区学龄儿童心理状况非常不容乐观。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5年在12个省区开展了一年的调查研究，调查对象范围为管教所中的未成年犯、社区服刑未成年人、专门学校学生和普通学校学生4类。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调查显示，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趋于低龄化。对14-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调查结果显示，约35%是16岁犯罪，31.2%是15岁犯罪，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所占比例有所增加，达到20.11%，而在2001年，14岁未成年人犯罪比例为12.3%。
　　
　　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原因，被调查管理人员认为家庭教育不当、不良交友、法制观念淡漠、学校教育的缺陷是主要原因，其中家庭因素所占比例最高，达到16.9%。不良家庭结构体现为松散型家庭，如留守儿童家庭、未成年人离家打工家庭；流动式家庭，如未成年人跟随打工父母到城市生活家庭；残缺的家庭，如父母去世、父母在监狱服刑的家庭。《蓝皮书》调研表明，贫困县农村学校的寄宿生中留守儿童比例占56.3%。学龄儿童心理健康状况非常不容乐观，尤其是离家出走、逃学、偷窃、破坏财物、作弊等严重行为问题方面的发生比例是大城市儿童好几倍。
　　
　　链接
　　
　　各国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各个国家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最低的7岁有新加坡，尼日利亚，9岁有马耳他，菲律宾，10岁有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喀麦隆，我国香港地区。英国将未成年人划分为不满10周岁、已满10周岁不满14周岁和已满14周岁以上三个阶段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罚，认为区别处罚更合理。
　　
　　规定12岁有土耳其，加拿大 ，13岁有法国。14岁有中国大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意大利，德国，匈牙利，俄罗斯，韩国，蒙古，中国台湾地区，日本。
　　
　　规定15岁有冰岛，芬兰，瑞典，丹麦，波兰，16岁有荷兰，中国澳门，18岁有西班牙。
　　
　　美国大约有半数州已明文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其余州沿用普通法的规则（7岁）。在有明文规定的州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各不相同。但即使是未成年人，只要案情后果严重且有前科，也可以当作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处理，并按成人标准定罪和量刑。
　　
　　评论
　　
　　应适时调整最低刑责年龄
　　
　　自我国于1979年颁布的首部刑法中规定14周岁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迄今，该规定已经沿用了37年，其合理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时移世易，当初制定该规定的诸多合理因素，如社会环境单一，青少年受到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多；社会治安较好，青少年犯罪率不高，尤其是恶性案件极少；青少年普遍比较单纯善良；生活条件不是很好，青少年的身心发育较迟等等，现如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未成年人犯罪呈高发态势，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从处理结果看，最低法定年龄恰恰成了很多施暴少年的“护身符”，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免于刑责。
　　
　　韦某犯下3桩伤人案，这种明目张胆地利用“未成年”身份做护身符,进而行违法犯罪行为的案例一再出现,已经完全颠覆了社会大众对未成年人的认知,也进一步加剧了舆论对未成年人违法代价过轻的担忧。
　　
　　是到调整最低“刑责年龄”的时候了，可以参考国外的立法经验。为什么不能汲取国外的成功经验，根据社会发展和青少年身心发展变化的时代特点，与时俱进，适时调整最低“刑责年龄”呢？
　　
　　观点
　　
　　降低入刑年龄要慎重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频发，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但不能因为发生个案，便要求“降低入刑年龄”。
　　
　　立法设置“未成年人年龄”正是因为未成年人生理、心理上不成熟，无法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完全的负责，才有了“监护人”的存在。惩罚本身不是目的，刑罚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平正义，对于未成年人，能用教育解决的问题，便尽量避免用惩罚，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表现。
　　
　　人们质疑，刑事责任年龄的存在，使未成年人犯罪时可减轻、免除刑罚，这样对于受害者来说是否公平？从刑事的角度来说，犯罪的人是在对国家承担责任而不是对被害人承担责任，因为刑法是不允许“以暴制暴”这种直接报复行为的，所以是国家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国家可以选择惩罚或不惩罚、如何惩罚。那么，“是否公平”其实与受害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受害人只能得到赔偿角度上的公平，而不能追求对受害人“报复”上的公平，因此刑事责任年龄并不存在对受害人“不公平”的情况。
　　
　　生来就是“迫害狂人”的孩子寥寥无几，家庭环境、教育、社会道德等复杂原因使一批未成年人触犯了法律，要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应该从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源头开始行动，是否比降低入刑年龄更有效果？
　　
　　本期作者 肖武 王学进 吴淑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