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之治

      本报评论员 贾知若
　　
　　彩礼的历史不可谓不悠久：据《礼记·仪礼》记载，它是中国古代婚姻“六礼”之一，名曰“纳征”，指男方家向女方家赠送聘礼，婚约遂正式缔结。
　　
　　彩礼的现实也不可谓不严峻：福建某地的“三斤百元钞”（约48万元）一度成为标杆，而河南某村的“新三样”——现金30万元+县城房+新能源车，令多少适龄青年望而却步……人均收入越低的地方，彩礼越畸高，这居然是“彩礼经济学”的一条铁律。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为基层法院统一裁判尺度提供了“操作手册”的同时，也给彩礼纠纷踩下了“司法刹车”。其间亮出的三把标尺，值得品味。
　　
　　第一把标尺，是把“以婚姻为目的的大额财产给付”统统纳入彩礼范围。15万元购车款被法院判为彩礼并需返还的案例，标志着“隐匿的彩礼”再也无处遁形。
　　
　　第二把标尺，是把“恋爱日常花销”请出彩礼范畴。法院对恋爱期间认定的日常消费，不支持返还，是理性切割，也体现了司法对“情谊行为”的谦抑品格——法律不过问玫瑰花的归宿，也不清点烛光晚餐的账单，厘清这些，意义深远。
　　
　　第三把标尺，则是对“借婚姻索取财物”亮出刑事“利刃”。这表明婚姻不是“提款机”，若把彩礼当作筹码、把婚姻当成买卖，还款之外，还得面对刑责。
　　
　　彩礼之治，移风易俗谈何容易？而五起典型案例的适时发布，将这一宏大命题拆解为“购车款该不该退”“520红包计不计入彩礼”“闪婚闪离需要付出多大代价”等具体而微的事例，可触可感，以理服人。
　　
　　当然，关于彩礼之治，司法划定底线的同时，也能给社会留下有益的思考——当年轻人的爱情不得不直面彩礼这道雄关，你到底想炫耀什么，又在恐惧什么？有些现实，再多的心灵鸡汤也解决不了问题，而要让彩礼回归“礼”之本质，除了司法指引，还需要哪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