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薪火耀山河｜长征是宣传队：以红色法治践行公平正义

“再见吧家乡的一切，我要往北上，寻觅那光辉绚烂的红日。”这是91年前，一位侗族青年对革命信仰的呐喊。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贵州省锦屏县婆洞地区，在侗寨人家的板壁上，写下宣传革命主张的标语。岁暮天寒，板壁上的红军标语，宛如点点墨梅，俏立在苍山之间。红军离开半载后，侗族青年杨和钧北望良久，写下了发自肺腑的诗句。此后，他几番北上追随红军，最终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一切，都凝结成杨和钧笔下满含觉醒意识与军民鱼水情的质朴诗篇，令无数后来者动容。

红军以标语、布告、歌谣等形式传播革命主张，以实际行动做最有力的宣传，严守纪律，取得群众的信任；为底层人民呐喊，打倒土豪劣绅，取得群众的拥护；践行民族平等，取得百姓的爱戴。

今天，我们以法治之名，像杨和钧一样，循着胜利之师的足迹出发，长征路上，一条名为“法治宣传”的红飘带，在安澜山河、万家笑语中猎猎飘扬。

永不磨灭的红印

“人人的目光都投向板壁上，因为板壁上有农民的指南，这是红军留下的宣传标语，它召唤穷苦农民站起来。”

10月10日，采访团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夏春在杨和钧诗歌稿本展柜前，用方言诵读起这段文字。

这一幕，与90余年前杨和钧笔下的画面悄然重合。

当年，乡亲们看到的“农民指南”写的是什么？

答案就在纪念馆内陈列的一块块大小不一的木板上，其中一块写有“共产党十大政纲”。

“一条标语抵得上红军一个军。”夏春指着板壁说。1934年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签发《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各部队沿途对群众开展宣传，凡能写字的战士，做到每天至少写一条标语。

红军走到哪里，革命主张就传播到哪里。墙壁、门板、山崖甚至树叶，都是宣传栏。

四川省芦山县飞仙镇飞仙村的一处古路石壁上，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依旧清晰可辨，“反对奸商怠业闭市、高抬物价”等标语，生动展示着当年红军的治理主张。

标语、布告、漫画、歌谣等，都变成了唤醒群众的武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当年，《一只破草鞋》《干人的心》等戏剧的上演，让老百姓看懂了戏，更看懂了红军。

事实上，长征出发前，红军就极为重视宣传工作。在中央苏区，有着“红军一到满街红”的盛景。

2026年6月，记者来到抚州市乐安县湖坪乡，这里的老屋外墙上，有不少红军留下的标语。乐安县是原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是第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至今这里发现了3826条（幅）红军标语。

在乐安县红军标语博物馆里，保存着不少诸如“实行土地革命，平分土地”“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标语。这些与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口号，曾以振聋发聩的声响，唤醒了一批又一批民众。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时代的普法人正接续奋斗。

乐安县红军标语博物馆已成为江西省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当地从红军标语中梳理法治内容、编印图册，让红军标语的故事与法治脉络不断延伸。

不仅如此，85.17万名“法律明白人”扎根赣鄱大地，参与基层治理；在贵州黔东南，“法治+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法律条文被谱成930余首民歌，传遍苗乡侗寨；在四川，“甘孜红”女子普法团队的队员个个汉藏双语流利，她们翻越雪山，把法治的温暖送到最偏远的村庄。

秋毫无犯的铁纪

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鲜明写着“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口头宣讲是语言的宣传；而严守纪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昭示。

朱德曾说：“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长征途中，因国民党造谣煽动，严整纪律，便成为红军当时争取地方群众、创建新苏区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工作。

出发前，中央红军就立下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的决心，之后又向红军战士提出严守纪律的明确要求。

1935年1月进入遵义城前，红军战士被要求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于是，遵义城内出现了这样一幕：天寒地冻的夜晚，战士们就在屋檐下、街道旁和衣而卧。第二天清晨，走出家门的乡亲看见这一幕无不动容。很快他们又发现，街上张贴着《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上面写着：“红军是有严格的纪律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

2026年10月10日，站在紧挨着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红色法治街”，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炼向记者讲起了一则故事。

军阀柏辉章仓皇逃窜后，红军战士魏国禄在打扫其房屋时，意外发现了一个黄澄澄的圆圈。放牛娃出身的他，不知这是金戒指，只觉新鲜，便戴在手上。第二天，周恩来质问魏国禄懂不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问起戒指来历。得知缘由后，周恩来告诉魏国禄，这是柏辉章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应当属于贫苦人民。魏国禄幡然醒悟。“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足以见得红军是纪律严明的军队，足以见得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张炼如此感慨。

长征途中，这样的故事，繁若星辰。

在四川省毛儿盖的青稞田里，一块用木板做的“割麦证”，成为红军铁纪和民族平等最生动的证明。在甘肃省回族聚居区，一名红军战士因不认识回民的庄稼，导致马匹啃食青苗，红军将领立即给予其纪律处分，并勒令其向群众照价赔偿并当面道歉。

从井冈山诞生的“三项纪律”，到中央苏区时期口口相传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再到长征途中“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这群头顶红星、脚踏草鞋的红军将士，以一言一行，把秋毫无犯的共产党形象，矗立成一座行进的巍峨丰碑！

正义昭彰的公审

“端午赤浪，重阳碧波”，说的是赤水河的自然奇观。

秋日的赤水河，如一条碧玉带，静卧在群山间，河畔的四川古蔺县，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县。四渡赤水战役期间，中央红军在此转战五十四天，滔滔河水，见证了这段用兵如神的壮阔征程，也记录下红军秉公断案的红色法治记忆。

10月12日，记者走进古蔺县鱼化红军村的一栋老堂屋，这里曾是中央红军的军事裁判处，也是目前已知的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设立的唯一临时军事法庭。

▲临时军事法庭旧址。

古蔺县人民法院太平人民法庭庭长吕琪婷说道：“1935年红军长征进驻古蔺，在开展群众工作时，听到最多的是乡亲对皇甫少云、傅冠卿等地主恶霸的血泪控诉。”为了给乡亲讨回公道，红军走村串户调查取证，依法抓捕了12名恶霸劣绅。

依托中央苏区确立下来的审判制度，红军在村民堂屋内设立临时军事法庭，进行公开审判。庭审当天，旁听的人群时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最终，依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等相关规定，9名罪大恶极者被处决，3名罪行较轻者被当庭教育释放。

在四川芦山县思延乡，芦山县苏维埃西三区苏维埃主席任金生遭遇诬告。苏维埃政府没有轻信一面之词，当即派人走访群众、核查细节，最终查明真相，为任金生平反，处分了诬告者。

长征途中，每一场正义的公开审判，都是一次对革命主张最生动集中宣传。凭借这种“法为民生、公正无私”的实际行动，红军赢得了沿线群众的衷心拥护。

“红军审案办案始终走群众路线，回应群众最迫切的正义诉求，坚守实事求是查明真相，正是新中国现行法律体系的萌芽和雏形。”芦山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骆志勇说道。

2026年2月4日，在古蔺的军事裁判处旧址，又一场巡回审判在此开庭。国徽庄严，高悬于房梁。国徽之下，法官端坐中间，原被告分坐两侧。前来旁听的人站满了整个院坝。法槌起落，积怨消融。一场公开庭审，既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又成为一堂生动的普法公开课，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

一字千钧的平等

广西龙胜，白面瑶寨，龙舌岩下。

1934年12月，红军在此写下“红军绝对保护傜民”的标语。战士特意把旧时代官府惯用的反犬旁“猺”，改成了单人旁“傜”。

一字之易，重逾千钧。瑶民不再是“禽兽”之属，而是与汉民平等之人。今天，写在宪法里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早在90余年前，便以这样一句标语，郑重地向瑶族同胞作出了宣告。

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途经十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地，占红军长征经过地区总面积的50%以上。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说：“长征的时候，红军路过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和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留下了很多美丽的故事。”

1935年5月，红军进入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彝族地区，刘伯承与彝族头人果基小叶丹以水代酒歃血为盟，留下“彝海结盟”的千秋佳话。如今，在“彝海结盟”的发源地冕宁县彝海镇，民居的外墙上统一点缀着月牙、红丝带、五颗红星的图案。冕宁县司法局彝海司法所所长瓦渣拉姑告诉记者，这些象征着：红军的到来为彝族人民带来了吉祥与幸福。

▲彝海结盟纪念碑。

而那时，面对民族隔阂、反动派的造谣中伤，红军如何能让各族人民奉为太阳、视作亲人、生死相托？

答案，就在写着“民族平等”的布告里；在“马不踩青稞，人不进经堂”的纪律里；在保障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探索里；在把各族群众当亲兄弟姐妹的真情流露里！

板壁上的标语是权利意识的启蒙，秋毫无犯的铁纪是法治底线的坚守，堂屋前的公审是公平正义的宣示，人人平等的襟怀是法治原则的传递！

一条红飘带，万里长征路，红军所过之处，沉睡山河次第苏醒，各族人民挺起不屈的脊梁。

岁月不居，从一条标语到全民普法遍布城乡，从堂屋公审到巡回审判打通司法为民“最后一公里”，从彝海结盟宣传平等主张，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新长征路上的“法治宣传队”正高擎薪火，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壮阔道路上，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执笔：王琨 郭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