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社工到底可以做什么？——成都未检引入司法社工十年探秘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王一多

“为什么启用司法社工？”

采访成都未检检察官时，记者得到了朴素的回答：“因为有些事，我们做不了。”

一位检察官说，她曾试着去做社会调查，但穿着制服去家访去学校，会给当事人带来莫名的压力。另一位检察官说，案卷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孩子偷了什么、怎么偷的，但是“他为什么偷，他有其他选择吗”却没有，他们困惑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在此按下暂停键后怎么去重启人生，想着谁可以来帮忙。

这就是成都未检探索司法社工介入的起点——一个“管不了”的困境。案子可以办结，但孩子走出检察院的门，往哪走，谁接着管？检察官给不出答案。为了找这个答案，他们用了十年。

第一个探索：一双不一样的“眼睛”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最初的问题，是“看不清”。案卷可以告诉你“他犯了什么罪”，但告诉不了“他为什么犯罪”。而如果不了解后者，所有的处理决定，都像是在黑夜里走路。

锦江区人民检察院的任玉龙检察官从事未检工作已十年。他告诉记者，为了扫清黑夜里的障碍，他们需要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全方位调查——了解这十几年的人生中，他们在哪里出了问题，分析犯罪原因，进而评估再犯风险，最终决定是起诉还是不起诉。

于是，成都未检的办案需要一双不一样的“眼睛”——能走进家庭、走进社区、走进学校，看见案卷之外那个完整的人。但这双眼睛，不能是检察官自己。一来没有精力，二来没有专业。

成都未检的第一次探索由此开始。

2015年7月，武侯区人民检察院找到成都新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直接引入专业司法社工，试点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帮教与监督考察。那是一个“野蛮生长”的阶段，没有统一规范，各家检察院各自摸索。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从上至下的指导呢？

三年后，2018年，最高检与共青团中央会签《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议》，提到建设专业社工队伍，协助开展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等工作。2023年3月17日，《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作为首项国家标准，明确了司法社工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的职责、服务内容与质量标准。

从“有没有社工”到“用什么样的社工”，机制开始托底。而成都未检，早已先行探索了好几年。

5月13日，记者跟随新空间司法社工胡婷婷，去做一名参与聚众斗殴的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早上九点半，涉罪未成年人的母亲在小区门口迎接，“我们家娃娃平时真的很乖很听话，就是啥都不懂。”“为什么会犯罪”的疑惑，在记者心中更加重了。

然而，随着胡婷婷对涉罪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父母、亲戚、朋友的逐一走访，一个性格内向、父母忙于生计、从职高辍学后无所事事的17岁少年，其人生画像渐渐清晰。这些东西，正是成都未检一直在找的。这份画像，检察官画不出来，社工可以。这就是那双“眼睛”。

第二个作用：一双“托”住孩子的手

“看清了‘人’，下一步就是怎么‘拉一把’。这就涉及司法社工的另一个核心作用——帮教。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推行后，涉罪未成年人有六个月到一年的帮教考察期，检察官需要定期了解他们在接受帮教后的学习、生活和思想认识等情况。

青羊区人民检察院的未检检察官陈袁坦言，这事挺难，因为检察官不是老师也不是心理咨询师，更不可能几个月里持续跟踪一个人的生活。人格的重塑需要一个帮手。

社工进来了。帮教不再是签字，而是一个个因人而异的方案、一次次有针对性的谈话、一场场精心设计的活动。

5月8日，新空间组织了一场帮教活动，联系烘焙学校让十来个孩子体验做糕点。活动结束后，社工把孩子们分散开，一对一谈话。有人聊家常，递上自己做的牛肉饼；有人做普法测试，故意板着脸；有人打开电脑，陪着一起做简历。记者很意外：原来帮教没有统一模板。这恰恰是未检找到的答案——每个孩子缺的东西不一样，社工给的东西就不一样。

小奇，16岁，因盗窃被附条件不起诉。社工接案后发现，他认知严重外归因，职高辍学后每份工作都干不长，家庭长期断裂，父母回来后只会指责。但社工也看到了另一面：他对厨师有兴趣，曾在火锅店后厨干过，定的切菜标准被门店采纳。社工以此为锚点，设计了五阶段生涯规划，并把父母拉进六期亲职教育小组。母亲渐渐从指责变成支持。六个月考察期结束，小奇被不起诉，如今在一家餐饮企业稳定工作。

小兰，16岁，中专肄业，涉嫌抢劫。她的人生脱轨始于糟糕的友谊——为“图好玩”参与抢劫，犯事后还想替人顶罪。社工没有讲大道理，而是安排她参加法律小组，让她自己讲出“共同犯罪”意味着什么，她才明白替人顶罪不是义气，是无知。同时邀请父母参加五次家庭教育指导，父亲学会了控制吼骂，母亲放缓了语气。帮教中期小兰想外出打工，社工坐下来陪她算账：打工能做什么？工资多少？返校要面对什么？几个回合后，小兰自己说：“还是回去读书。”六个月后，她回到校园。

这就是未检寻找到的——不是替他们“管住”孩子，而是“托住”孩子，看见困境，也看见微光，陪他们一步一步走出来。

但找到了，不等于一切都解决了。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未检检察官景怡婷点出了新的困境：社工需要链接就业培训、公益活动等社会资源，但社会层面对社工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能撬动的资源仍然有限。帮教不只是检察院和社工的事，还需要学校、企业、社区愿意伸出手来。

第三次寻找：把经验铺成“路”

那些年积累的经验，分散在每个人手里。一个做了十年的社工知道怎么问话、怎么写报告、怎么设计帮教方案，但她脑子里的东西，别人学不到。一个检察官摸索出了评估思路，他调岗了，思路就断了。更深的问题来自实践：社工担任“合适成年人”时，到底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有人全程不说话变成挂名，有人越权插话。帮教流程、内容深浅不一，效果参差。

成都未检意识到需要再次寻找——把手艺活变成规范活，让这条路可复制、可延续。

这一次，他们又等了几年。2024年3月，成都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多家单位首次发布司法社工团体标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社会调查实务指南》；2026年3月，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再次发布两项团体标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帮教服务实务指南》和《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合适成年人实务指南》。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社会调查实务指南》明确细致地规定了调查对象、调查流程、调查内容、调查方法作，查明“为什么犯罪”，为后续司法决定与干预提供依据。《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帮教服务实务指南》解决“帮教何时做、怎么做”的问题，从划定服务原则与伦理准则，到明确服务对象、流程、内容及专业方法，再到搭建服务管理、评估改进、保障的支撑体系，为司法社工提供清晰、可落地的操作依据。《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合适成年人实务指南》解决合适成年人“谁来做、怎么做”的履职规范问题，保障讯问等程序环节中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

三个团体标准的发布在全国市级检察院都是首次。社工胡婷婷曾参与标准起草，她说：“有了标准，我履职更有底气了。”

回过头看小奇、小兰的案例，社工所做的每一步——社会调查的问题维度、法律小组的设计、家庭教育指导的分寸拿捏、未来规划的引导——都不是凭空创造的。它们来自无数次类似的实践，最终被提炼、归纳，写进团体标准里。标准的每一行，都是一个小奇、一个小兰走过的路。

困境在，路也还在延伸

目前，司法社工在成都未检的工作版块逐渐拓展到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帮教与监督考察、家庭教育指导、未成年被害人心理测评及心理咨询、法治教育等六大领域。

被问及这样的政府投入值不值得，新空间负责人雷建提到一个数据，问题少年若走上犯罪道路，国家至少需承担50万元的社会运营成本。因此，在他看来，司法社工服务的购买是社会账也是经济账。但是司法社工目前不被大众了解和接纳，社会资源就更难以撬动。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检察部主任李东也谈到一个困境，司法社工目前检察机关运用得最多，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体系的建立应该有更多的力量参与。同时，除开目前的工作版块，他希望司法社工组织能承担起构建和运营社会观护基地的职能，从而完善涉罪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

学校愿意接收、企业愿意给机会、社会愿意接纳。

这是他们共同的愿望。

虽然困境在，但是从最开始“管不了”的焦虑，到“有人陪”的笃定，这段路成都未检已走完十年。十年不是终点：这个探索，还在继续。

而过去十年找到的那些答案——一双看见困境的眼睛、一双托住人生的手、一套不断生长的规范——或许正是通往未来的路标。下一个十年，寻找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