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孕妇之死看“知情同意缺陷”

　　一家之言
　　
　　张田勘
　　
　　8月31日，陕西榆林市第一医院，待产孕妇马某从楼上坠下身亡。报道显示，产妇由于疼痛两次走出分娩中心想剖宫产，但家属坚持顺产。医院三次通知家属均被拒绝。但家属声称，丈夫已两次同意进行剖宫产，均未果。究竟谁是谁非，双方各执一词。但进一步深究，法规的不完善，才是孕妇跳楼身亡的最主要原因。目前中国的知情同意权有一定的短板。
　　
　　中国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为抢救患者，在法定代理人或被授权人无法及时签字的情况下，可由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签字。
　　
　　但是，马某死亡在于中国的知情同意的复杂性，既要征得患者同意，也要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也就是说，在当事人清醒能自主决策的情况下，还必须有亲属和关系人的同意并签字，才能手术或治疗。这个条款一直被视为是医院出于自保而采取的措施，因为治疗中出现问题，如果家属没有签字，就有可能吃上官司或被“医闹”。
　　
　　知情同意最早于1914年由美国法官卡罗佐提出:“任何人有权决定如何处理其身体”，然后这一观念不断发展和扩大。知情同意的要旨是，除了医生的充分告知是必需的，当事人(患者)的同意是最大的权利或权限，家属和联系人的同意权是次之或最小。1979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一项判决称，虽然患者由于患病，需要求助他人，可以考虑其有某种不健全性，但是根据人类自律性的原理，对自己的身体将被如何处置，患者当然有着不受限制的自己决定权。
　　
　　从这个原则出发，在美国，只要当事人同意，即便家属反对也可以治疗或手术。然而，在中国，现在把当事人(患者)的权重与家属的权重等同起来，缺一不可，这或许是造成包括此次待产产妇马某跳楼身亡和其他悲剧的原因。
　　
　　改进和完善知情同意权，或许能避免和减少今后此类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