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欣璐
近日,重庆市梁平区一家餐馆的运营人李某,让镜头对准了一对“连吃7碗米饭的母女”,还给她们悄悄塞了300元钱。视频在网上发布后,温情的叙事迅速传播,感动了无数网友,直到联合调查组的通报戳破了剧本:编造虚假情节、组织人员摆拍,李某已被立案调查。几乎同期,四川省宜宾市一批“商家呼吁取消外卖”的短视频也被查明系虚假摆拍,当地联合调查组介入。
两起事件指向一系列法律问题:当“摆拍”不再只是内容创作的手法,而是成为流量生产线上的一道工序,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越过了刑事门槛?“虚构标记”规定是否被遵守,以及它能否单独证成违法?平台在算法分发中是否具备可归责的知情状态?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两名律师进行分析解读。
“立案调查”在实践中会通向哪里?
重庆市梁平区发布的通报值得逐字阅读:“扰乱正常网络公共秩序”“对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进行处理”“相关部门已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立案调查’在公安机关的执法实践中,既可能通向治安管理处罚,也可能通向刑事追诉,两者的‘分水岭’不在行为的外观,而在社会危害性的‘量’。”四川梅安石律师事务所律师梅安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前述两起事件均涉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主要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虚假信息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二者界限在于是否达到“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的刑事门槛,未达到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行政处罚;达到的,才可能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实践中,其一,看后果是否溢出网络、冲击现实秩序;其二,看行为人是否具备“起哄闹事”的主观指向;其三,看虚假信息的内容是否直接指向敏感公共议题,内容敏感度会提升被追责的概率。
梅安石分析道,问题恰恰在于,“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是一个需要事实填充的概念。有研究指出,公共秩序指向的是公众生活平稳与安宁的状态,严重混乱意味着日常生活被迫中断或不能正常进行。摆拍视频在网络空间引发情绪波动、骗取流量,与造成现实公共生活的中断,中间隔着距离。实践中,这种“量”的判断往往通过对照可见:某博主摆拍“女孩被离异父母双双拒收”视频被行政处罚并关停账号,广州“悬赏寻恩人”系列摆拍视频的核心策划者被行政拘留;而北京“盲道被撞”摆拍视频因“造成恶劣影响”,相关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区分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摆拍”,而在于虚假信息是否从扰乱信息秩序溢出,进入了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加以回应的程度。
“虚构标记”不是独立的违法红线
今年5月,中央网信办部署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要求平台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AI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发布者必须选择一项才能发布,存量视频同步回溯补标。
对此,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瑶分析道,“虚构标记”义务在法律性质上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行政管理要求,而非法律、行政法规直接规定的法定义务。未标记本身不直接触发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但会引发平台层面的处置(限流、禁言、关闭账号),并可能在造成实际危害后果时,成为认定行为人“主观故意”或“过错”的辅助情节。
换言之,标注义务解决的是“知情”问题,让网民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它不能替代对“编造—传播—秩序扰乱”这一行为链的法律评价。反过来,即便发布者标注了“虚构演绎”,如果内容本身编造了足以引发公众恐慌或现实秩序混乱的虚假信息,法律责任并不会因为一个标签而消解。标注是信息披露,不是违法阻却事由。
平台完全免责的空间正在收窄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前述两起摆拍事件,如果没有获得流量分发,就不会成为“事件”。四川省宜宾市发生的批量摆拍“商家呼吁取消外卖”事件的通报直接点明了动机结构——“借此‘收割’流量、为公司代运营账号业务牟利”。流量来自平台的算法推荐系统,而算法推荐在现行法律框架中的定性,恰恰是平台责任最模糊的地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责任构造的核心是主观上的“知道或应当知道”。传统的人工编辑推荐中,平台对推荐内容进行筛选、编排,较容易被评价为“知道”;但算法推荐的技术特征是,内容的匹配和分发由程序根据用户行为数据自动完成,平台并没有对每一条被推荐内容进行人工审阅。这就造成了一个认定上的困难:算法把一条摆拍视频推成了爆款,平台是否“知道”自己在帮助传播虚假信息?
“平台算法推荐摆拍视频,在法律上是否构成‘帮助’或‘放任’,不能一概而论。”梅安石说,关键在于区分平台是被动、中立的技术分发,还是主动、可归责的内容介入。在当前的监管与司法实践中,平台以“技术中立”或“避风港原则”完全免责的空间正在收窄,尤其是当算法推荐本身成为流量变现链条的一环时,被认定为“放任”乃至“帮助”的风险显著上升。
梅安石表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禁止利用算法“过度推荐、操纵榜单或者检索结果排序”实施影响网络舆论的行为,但这一禁止性规定针对的是平台对算法的操纵性使用,而非算法自动化运行产生的结果。在现有过错框架下,算法推荐通常只能作为判断平台是否尽到注意义务的衡量因素,难以单独支撑“帮助侵权”或“放任”的定性。这不是说平台可以置身事外——监管层面正在通过标注义务、审核责任、回溯补标等方式,将“应当知道”的标准向前推移。但法律上的责任分配与技术上的分发能力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时滞。只要摆拍仍然是一门划算的流量生意,法律就需要在“事后追责”之外,找到更靠前的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