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法评丨逼婚越界，法治必须亮剑

李晓亮

近日两则新闻令人错愕：一名曾在央企工作的年轻女子因拒绝辞职回村嫁人，与父母激烈争吵后被送入精神病院，遭强制捆绑、施用精神科药物，出院后检查并无抑郁症表现；另一名18岁女孩为抗拒包办婚姻逃离家乡，父母竟雇人跨省挟持，所幸公益力量与民警联动将其解救。

2026年还能看到包办婚姻思维上演，不能不让人深思：这不仅是观念问题，更是法律问题。

“被精神病”是对人身自由的严重侵犯。《精神卫生法》明确，精神障碍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非自愿住院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确诊严重精神障碍，且存在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的明确危险。仅凭家属主观意愿，绝无启动非自愿收治的法律空间。一旦收治程序不遵循知情自愿原则，甚至为牟利而枉法，“被精神病”的梦魇就挥之难去。

跨省挟持逼婚，则是对婚姻自主权和人身自由的双重践踏。《民法典》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可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挟持过程中限制人身自由，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嫌非法拘禁罪。上述案例中的行为，已突破家事边界，触碰刑事红线。

被精神病的出院，被挟持的获救，值得欣慰。但“解救”之后，如何从根源上铲除包办思维的土壤？

这需要法治兜底、社会共治与观念革新同向发力。 一方面，应摒弃“家事不究”的惯性思维，对暴力逼婚、非法拘禁、违规收治等违法行为从严查处，让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另一方面，政府、妇联、公安、教育、卫生各部门乃至志愿者，应建立对受害者的持续关注和救济机制，从个案反思普遍性保障和监管短板。唯有让年轻人真正拥有教育、就业和婚配的自主选择权，才能从整体上形成对抗包办文化的力量，让每个人自主掌控人生。